斯文.赫定的探险生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新疆和西藏最终归于中国版图。这两个地方的居民和文化形态与内地差异甚大，因此很难说是文化吸引力或者什么更玄妙的东西决定其最终归属，我认为是地理因素。不过，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说说斯文.赫定。

一
斯文.赫定是瑞典人，生于1865年。少年时，目睹瑞典极地探险家诺登舍尔载誉归来的盛况，兴起“大丈夫当如是”的念头。机缘凑巧，诺贝尔投资俄国中亚巴库油田，当地一位工程师想为儿子聘请家教，赫定得到了这份合同。第二年也就是1886年春天，合同期满，赫定南下做纵贯波斯的旅行，为广袤的亚洲腹地深深吸引，终生事业方向由此确定。此后长时间的探险生活，甚至使他无暇娶妻。他说：我已和中国结婚。

两项成绩使赫定名满天下。一个是发现楼兰古城，一个是填补地图上西藏的大片空白。当然这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事实上当地人早就知道废墟存在，而藏族千百年来在西藏生活，对那里的一山一水也是再熟悉不过。赫定的成绩，是通过精确的描述，把它们纳入西方知识体系。赫定因此成为世界级偶像，激励了包括斯坦因等一批人步其后尘（当然我们中国人对他们另有看法）。在一次宴会上，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对赫定的介绍者说：你该不是说，这就是那个赫定吧？当时很多西方国家领袖以结交赫定为荣。英国驻印度总督寇仁勋爵亦曾允诺提供一切条件帮助赫定探险西藏，可惜旋即去职，而英国政府的态度马上完全转变，禁止赫定从印度入藏，后者只得绕道克什米尔。

二
谈到赫定结交各国政要，可以讲一个小插曲。1897年春天，赫定结束在南疆和藏北的探险，取陆路到达北京，受到李鸿章接见。席间赫定向李鸿章介绍自己的国家如何富足，李评论道：那我要建议沙皇赶快占领瑞典。当李鸿章询问为何探险的时候，赫定终于得到报复的机会：为瑞典国王探查有没有可供占领的省份。

虽然是开玩笑，当时的标准语境的确如此。

赫定活了87岁，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去感受语境的变迁－－从殖民主义到合作与交流。1926年，赫定以61岁高龄再赴新疆，不过这回不再是探险，而是科学考察，背后还有南京国民政府支持，这与当年他数次从西藏被押解出境直是天壤之别。

如果不是语境的变化，赫定的履历表不可能到晚年还会奇峰突起。在获得南京政府信任的前一年，事实上他已经放弃了。1925年，赫定出版了诸多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部：《我的探险生涯》，作为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在该书结尾，赫定表示，自己已经不能理解世事纷纭变化万端。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已经结束了。“至于未来的余生如何发展，且看全能的上帝摆布吧！”

但是，上帝似乎还不想抛弃这位老先生。至少在探险领域，上帝想要抛弃的是“欧洲人”，同时确立一个新的标准－－人。看来赫定还可以胜任新的标准。最后在新疆的八年，赫定率领“多国部队”（包括中国科学家）以纯粹科学考察的面目出现，努力克制除了欧洲人都不是人的意识。这是他被允许继续在中国活动的前提条件。在他以前的书里，则充斥着“欧洲人”的字样；他的每一项发现，也全都基于“欧洲人”的立场－－“在我之前，还从来没有欧洲人到达这里”－－类似描述在《我的探险生涯》中比比皆是。

三
同时，在《我的探险生涯》中，也可以找到中国主权意识觉醒的证据。赫定最早进入中国是1888年底，抵达新疆西部一个有中国驻军的边境据点。当晚，驻军统领柯安前来拜访赫定并致赠礼物。这个细节表明，当时中国人还没有现代边界意识，至少不认为赫定属于非法越境，而把他当作正常客人对待。但是到1906年时候，赫定筹划第三次入藏，印度政府建议他申请中国护照。后来赫定从中国驻伦敦公使（当时中国与瑞典没有外交关系）那里拿到了前往新疆的护照。由于当时西藏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赫定便谎称要去新疆。

赫定自认为是一个信守诺言的绅士，但似乎只是对具体的人而言。欺骗一个国家，并未使他良心不安。大概这也是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新疆和西藏只是中国的势力范围，而不是中国本身。对于中国主权的尊重，那是很久以后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人把他归于殖民主义探险家并不算冤枉，尽管看起来这个人没做过什么对不起中国人的事情（如果他在书中总能保持诚实的话）。

当时赫定的确没把中国护照放在眼里，甚至打算一烧了之。这也不能完全怪他，因为这本护照基本上都压箱子底了。行踪暴露后，西藏地方官员照例对他进行阻拦，但从没有怀疑他是否非法入境，更不曾要求验看护照。这说明当时中国虽已表面上接受国际规则，但并不能推行到基层政权。在地方上，还是老办法。赫定的护照只发生过一次效用，班禅因此确认他是客人，决定接见他。护照的概念，及于班禅的身边人而止。

四
在新疆和西藏探险，赫定要与三种人打交道：官员、平民、随行者。我以为考察他与人打交道的态度，由此作出判断，可能比概念化地把他归入殖民主义或者帝国主义探险家（当然今天大多数人已经不这么看）要实在一些。

大概赫定属于口德很好的那种人，他笔下的中国地方官员，要么很绅士，要么恪尽职守，即使在很多年后撰写的回忆录里，也从不恶语相向。我想这也和中国官员面对西方人时的自尊心理有关，他们轻易不会暴露自己恶劣的一面。如果双方相安无事，赫定会用感激的口吻叙述中国官员对他的关照。更多情况是像西藏的地方官那样，奉命阻止他前进。这时候赫定多半会采取耍赖皮的态度，避免发生正式冲撞。看来多数官员还是对赫定礼敬有加，因此赫定最后往往不忘加上一句“我们成了朋友”。一个单身在华旅行的西方人当然要采取合作的态度，赫定只有一次向阻拦他的官员暗示西方的强大，更多时候宁愿套交情，比如强调他和班禅喇嘛的良好关系。

对待平民百姓，赫定避免过多地打交道，为了能够顺利旅行，宁愿在和他们发生买卖关系时吃点亏，反正多数时候赫定总是能够得到充足的经费。赫定遭遇过小偷和土匪，并没有大惊小怪，毕竟这种情况普天下皆然。前边我说过，赫定的口德很好，因此更不倾向于采取讽刺挖苦的口吻。只有一次，他发现某个短期随行人员（说当地百姓更合适）可能想偷他的牲口，但由于气候恶劣，牲口减员严重，因此他写道：看来他不能如愿了。赫定总是对守信的人大加赞扬。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赫定与探险队其他队员的关系。赫定是个独行侠，从来不带西方人同行，基本做法是在进入中国之前，招募当地人组成他的探险队。进入中国后，也不排斥随时补充队员，特别是那些有特长的牧人和猎手。赫定对穆斯林更有好感，探险队前后两个最得力的领班伊斯岚和艾沙都是穆斯林，赫定与他们感情很深，特别是艾沙病死在旅途中的时候，赫定悲伤的笔调令人感动。还有一位名叫艾厄达特的猎手，当他倒在藏北高原上，赫定写道：

“墓穴掘好了，艾厄达特的身体被放入墓穴，底下垫着他的外套，身上盖着他的毛皮毯子，然后我们将土填进墓穴，沉重的西藏土壤落在艾厄达特胸膛上，他的脸被转向麦加方向。我们也将他射杀的最后一头牦牛尾巴绑在坟上作标记的柱子顶端，柱子上钉了一块小木牌，我写下艾厄达特的名字、去世日期，以及他为探险队牺牲生命的事实。”

可以理解，由于探险基本都是在杳无人迹的荒野上进行，死亡的威胁随时可能降临，因此赫定和他的队员们保持了质朴的感情。至少从他的笔下，看不出探险队内部发生冲突的记录，对于长达二十多年的探险旅行、前后招募不下数百人的事实来说，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记录。来自五湖四海的乌合之众，情愿跟随一个西方人出生入死于穷山恶水之间，除了报酬的吸引力，赫定的人格魅力应该说也是重要因素。在回忆录里，赫定尽量为他们每一个人留下了名字，以及赞美的评价。

但是有一个事实令我反感。那是赫定第四次入藏的时候，为了保密，他向招募的队员们谎称要去新疆，这使他们认为旅途将很轻松，领班也只准备了一个月的粮草。但进入中国后，赫定突然命令探险队走向藏北无人区，根本不顾及物质储备的短缺情况，而这意味着拿整个探险队的生命去冒险。按照现代商业观念，这是令人无法容忍的违反合同行为。

照例，由于气候恶劣，随行的上百头牲口陆续死去，但只要还有一匹马，也要作为赫定的坐骑。赫定是老板，他很清楚自己应该扮演的角色。

说完了人，再说说赫定对于动物的态度。赫定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人，牺牲了很多探险队员的生命，跟他送命的牲口更是不计其数。不过赫定对野生动物倒是爱护有加，除了必要的猎取肉食，一般他禁止手下随意射杀野骆驼、野牦牛、野驴、天鹅等当地野生动物。这在那个动辄炫耀射杀多少头猛虎的时代，是相当可贵的珍爱生命的意识。有一次，手下人猎杀了一头母天鹅，公天鹅悲伤徘徊不去，赫定只好送它一并归西，为此反复内疚不已。

总的来说，赫定是个标准的绅士，懂得尊重人、尊重生命，这倒不是由于经常旅途险恶而被逼无奈，主要还是天性和所受教育使然。也只有这样，他才避免了风一样来风一样去的宿命（像同时代大多数西方探险家那样），直到晚年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信任。

不过，随着探险成功，他不断滋生的傲慢情绪也是显而易见的。

五
这一小节我想谈谈赫定和地理。

赫定探险新疆和西藏，最主要的动力是那里的很多地方还“从来没有西方人去过”，他想做“第一个西方人”。我在前边说过了，这是一种偏见，但也有合理的成分，那就是把人类的知识进行西方式的精确描述。如果没有赫定，也许楼兰古城的命运就是永远沉睡地下。

赫定想做“第一个”的念头近乎偏执。例如，当他听说英国人杨赫斯本已经率兵打进拉萨之后，遂对这座魂牵梦萦的圣城掉头不顾。他最得意的是弄清楚了外喜马拉雅山一带的地理状况，填补了“地图（欧洲版）上的空白”。为此他斤斤计较于“外喜马拉雅”（西藏冈底斯山脉）的命名权，对于支持他观点的学者和探险家感激不尽。换句话说，赫定数十年探险生涯的动力是追求荣誉，探求知识的渴望倒还在其次。

在《我的探险生涯》中，赫定都是从西部进入中国，前两次是翻越帕米尔高原，后两次通过克什米尔。返回的路线比较多，除了走原路，一次是从北京向北穿过蒙古经西伯利亚回国，还有一次是直接翻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尼泊尔回到印度。除了走蒙古那次，这些路程都非常艰险，如果不是久经考验，仅高山反应就不容易对付。赫定本人一开始也有高山反应。一旦穿过这些山口走出中国，很快就会进入气候宜人的地区。只有像赫定这种自讨苦吃的人，才愿意一趟趟往回走。

六
现在我们可以探讨为什么新疆和西藏最终归属中国的问题。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所谓中国的版图，并非天命神授、“自古以来”（这只是一个笼统的说法，自哪个“古”也似乎并无统一的标准），文化吸引力的说法也不见得完全靠得住。本质上，新疆和西藏的归属，起决定作用的是地理因素。

赫定的探险表明（或者说再次证明），就新疆和西藏而言，从外部进入要远比从内地到达困难得多。喜马拉雅山的几个山口也许是例外，但那只是针对和平商旅而言，一旦发生战事，守住少数几个山口，喜马拉雅是不可逾越的，尤其在双方武力对等的情况下。自古以来，没有任何人能够翻越喜马拉雅成功入侵西藏（只有英国人杨赫斯本在1904年做到这一点，盖因他的武力优势太过明显。此前或许廓尔喀人也算一次，但旋即被击退，而他们本身也是山地民族）。相反，从内地进藏尽管路途遥远，但不存在无法克服的天险，清军曾经多次成功进藏就可证明，更不论日后西藏的和平解放。西藏的险峻，在于面对境外的那一边，其地形面对内地则呈缓降之势（这只是相对而言；总的来讲，青藏高原完全可以用“拔地而起”来形容，这在四川西部也表现得很明显）。

新疆的情况更是这样。从地形上说，它向内地是敞开的，河西走廊自然连接新疆的罗布泊地区。但是面对外界，除了西部的伊犁河谷，皆是崇山峻岭，只有少数几个山口与外界沟通。古代中国人第一次知道高山反应，也是在那里体验的。瘸子帖木耳曾于1405年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试图征服中国，旋即病死途中。幸亏他来不及尝试，否则局面一定会很难看。19世纪阿古柏以中亚为基地征服新疆西部，但只是“窜犯”那个档次，在左宗棠的大军面前不堪一击。左宗棠调集了几十万军队及后勤人员，很难想像他的对手能够通过新疆西部山口做到这一点。

19世纪英国和俄国在中亚竞争甚烈，但都承认中国政府对新疆和西藏的控制权，除了势力均衡的考虑，也是因为从外部进入那里实在太过困难。中国以当时的弱势地位，仍能维持在新疆和西藏的统治格局甚至有所进取，交通相对便利当是决定性因素。

地理因素是自然天成的，很多时候，它本身就是一种无法逾越的宿命。

以上文字摘自：中青在线 青年话题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