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的战略就是紧随美国，脱亚入欧，基于岛国形态的地理特征的战略核心，就是维护海上交通线的安全。

至于二战前，目前普遍认为日本只有战术没有战略，我以为这个说法未必恰当。那可能是误把战略限度问题当作了战略本身。

任何国家都只能执行一种有限的战略。也就是说，它期望的目标与它有能力达到的目标之间，肯定会存在一段距离。明智的选择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制定战略，并严格控制力量的投入。成功的例子是历史上的英国，它从未试图将霸权辐射到欧亚大陆深处，因为它明白那是力所不能及。失败的例子是德国和日本，它们把理想与现实混为一谈，去追求超过自己能力的战略目标。

日本是以海上强国的身份崛起的，如果它能够深刻理解英国的成功经验，那么它本应当非常慎重地向亚洲大陆投放力量。依据这个逻辑，它占领朝鲜半岛和台湾都不能算是战略错误，因为这些地方属于大陆边缘地带，地处交通要道，作为海洋强国为确保海上交通线安全是必须去控制的。但是，它占领满洲甚至决心征服中国本部，就属于过度使用力量。试想，英国有什么理由要占领法国？更不要说试图征服欧洲。日本人贫寒乍富，无法理解英国这种老鸟的智慧。

日本并非没有战略，它的战略就是建立马六甲以东的亚洲霸权。然而，它是要做领导者还是要做主人？这就是战略限度的问题。前者是一种有限战略。事实上，当日本人表现出这种渴望的时候，它在东亚地区并非缺乏感招力。明治时期很多日本领导人都是这种所谓亚洲主义者，他们希望这个地区能够整体上摆脱西方的控制，并达到富强。正是由于这种胸襟和视野，尽管伊藤博文做首相打败了中国，但中国人似乎对他还颇有好感，甚至曾有请他来做首相的动议。清末大批中国学生留日，除了钱包上的考虑，主要还是日本具有感招力，这个国家隐然被视为亚洲的领导者。因此，日本是否像今天教科书说的那样，历史上一直亡我之心不死，恐怕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日本会成为孙中山及其同志的革命基地，并且曾经与日本密议过很多在今天看来纯属丧权辱国的交换条件。实在是因为，当时孙中山并不认为日本要灭亡中国，他看到有不少日本人真诚地希望帮助中国。孙中山骨子里也是个亚洲主义者。再如鲁迅，日本侵略事实俱在，但他似乎从未流露出特别的愤恨。以鲁迅的刚烈性格，这里边一定有我们现在出于“政治正确”考虑而无法明说的原因。

如果亚洲主义都不能算作战略，那么还有什么可以称为战略？

问题在于，就像一个刚刚长出肌肉的大男孩，下手没轻重，终于把一场内部练兵变成生死搏斗。至于日本军方如何倒逼政治，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历来多有论述。像“日本无战略”的观点，也必须限定在这个语境里边才成立。

但是，也不能把日本试图扮演的角色从领导者变成主人简单归结为愚蠢。

日本和英国具有非常相似的地理特征，都是岛国，都居于大陆边缘。然则为什么英国发展出一种均衡战略，日本却最终要作惟一的主人？原因在于，自罗马帝国之后，欧洲绝大多数时间都存在多个权力中心。换句话说，欧洲并无一个统一的政治力量，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力量，迫使英国必须作出选择。而英国在欧陆执行除强扶弱的均衡战略，主要也是出于这样一种恐惧：一旦欧陆形成单一政治力量，它就必须面临选择：挑战，还是顺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两者都几乎是最坏的情况。顺便说一句，今天中国似乎就处于类似的选择境地，因为美国无论从政治上还是文化上，都日趋接近一个“单一中心”。

在日本的历史上，它经常需要作出这种选择。它面对的大陆，中国在多数历史年代都是一个单一政治中心，再加上占有压倒优势的统一文化。对此，日本不可能完全视而不见，哪怕没有外力逼迫，它也必须解决是“这一个”还是“那一个”的问题。磁场就是磁场，尽管磁场里可能并没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伸出来要把你拉过去。因此，有遣唐使，也有丰臣秀吉。

而明治至二战的日本军方，或可视为丰臣秀吉传统的延续。当然彼时中国并非一个强大的单一政治中心，但是有一个事实我们有必要注意：军阀混战时期日本并未在中国采取大动作；倒是东北易帜不久，便发动了满洲国。这里边应该有一个明显的理由，那就是日本不希望看到中国重新成为一个单一力量中心。特别是随着中国统一步伐加速（蒋介石摆平军阀，把共产党赶到陕北荒凉之地），日本也加速了对中国的征服。

征服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它可能是自己来统治，也可能是寻找代理人。我们在谈论日本的征服或者侵略的时候，似乎应该注意两者的细微区别。事实是，日本人采取了后一种做法，从溥仪到殷汝耕，最后到汪精卫，日本试图在其中国占领区扶植亲日的本地人政权，并且是多个政权。由此是否可以这样判断：日本人最终是想在中国制造多个权力中心（当然最好是亲日的），以此来彻底摆脱困扰它上千年的大陆对岸大一统的局面。不过，它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来证明了。

如果是这样，也许日本最终会走回到海洋强国的标准战略上去。

当然，历史不能假设，关于日本战略与地理关系的讨论也就到此打住。

以上文字摘自：中青在线 青年话题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