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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古树名木：古树名木范围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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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围
古树是生存、繁衍于古代生态环境里的植物群体中的幸存者，为树木中的寿星；名木是与重要人、事有关或珍稀、形奇而闻名于世的树木，为树木中的佼佼者。以文物甲天下著称的陕西，保留着大量的古树名木。这些活文物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形胜利便三秦大地的风情，也是组成古老华夏文化的一个部分，勘称“国之瑰宝”。

1．古树 现存的古树，主要是由于人为保护或生于偏远深山免遭摧残而形成的。但从林学的角度来看，古树一般是在生态环境变化过程中，战胜了各种不利因素而留存至今。它们在生长发育上均处于老龄阶段，然而树老而不衰，少数还生机勃勃，显现出其珍贵、奇特。由于古树记载了大自然多年来的变迁，还蕴藏着不少历史上的史实，因而，具有重要的科研、观赏和以史为鉴等利用价值，所以古树树龄愈长就愈可贵。

树龄多长才能称为古树？1982年，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关于加强城市和风景名胜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意见》提出：古树一般指树龄100年以上的大树。其中树龄在300年以上和特别珍贵稀有或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古树名木定为一级，其余古树名木定为二级。1992年5月，国务院104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绿化条例》第25条规定“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中国林学会1989年召集会议，商讨拟定征集古树名木的原则为：常见树种树龄在400年以上，不常见的稀有奇特树种树龄在150年左右，介于二者之间150年以上者为古树。陕西原则参照中国林学会所定年限，一般树龄300为准，特殊者可据具体情况适当降低。

树龄是决定古树的主导因素。但是将古树的树龄判断准确，确非易事。因为：一部分天然更新的或生长于高山峻岭、旷野处的古树，成树历史没有记载；现存古树人工栽植的占多数，一部分有古籍、碑刻等文字资料，多数是仅有传闻，或记而不详的资料，其中还孱杂着荒诞之谈或矛盾处，使人难以断定；古树形体一般硕大，老态龙钟，有些还内部腐朽，凭经验推测或常规的仪器如生长锥测定，也难以得出或估测确当。所以，开始布置征集资料时，强调要重视它，提出用查阅所在地的志书及有关古籍；察看所生长处的碑石刻文；访问当地及主管单位的知情人；用生长锥测定年轮推算树龄等方法。各法可结合进行，更应在有条件时采用新技术来测定树龄。通过各地送来的登记卡片看，多数是访问或估测得知的；相当数量结合生长锥测定年轮，如咸阳、宝鸡、西安等市及安康地区的资料：一部分是从古籍史料求得的，记有确切点的树龄；个别树如勉县武侯墓内的古柏、汉桂和武侯祠内的武当木兰（旱莲），于1979年5月经北京林学院 陈俊愉 教授等用同位素碳14法测定，柏、桂的树龄为1700多年，与清嘉庆时成书的《忠武侯祠墓志》所载“武侯祠与墓多古柏，祠凡六十四株，墓凡五十四株……相传为蜀汉炎兴元年（263年）植”的树龄基本一致。但多数存在误差，包括一些有据可查的。至于那些仅有传说或凭与树有关的建筑物建、修年代推出的，误差更大。如楼观台的“系牛柏”，传春秋时期思想家老子至此讲经时在树上系过他骑的青牛（一说驾车的牛），那树龄在2500年以上；是“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年）在这里植树 十万” 时遗物，即西安市林业局提供资料写的1700多年；还是秦始皇时修庙或汉武帝扩建时的遗物？不经现代化科技手段实测，不好确认。再如神木县拦杆堡乡九龙庙的油松，依传说，在1984年5期《森林与人类》发表时，树龄为2238年；1990年因大枝折损用其年轮测算分析树龄在1200~1500年间。还有众多的“汉柏”、“唐槐”，一个朝代开始与未期要相差数十年或数百年。本书编写时，对古树树龄多方考证，力求接近实际。具体分为两种情况：大多数是综合资料，肯定一说，一般为300~500年者舍去个位数、500年以上舍去十位数，但介绍该树时，仍注上原背景材料；还有一些特殊的树，不同资料所记树龄相差悬殊，则采取“并皆抄内，以备异闻”的态度，几说并举。如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的“轩辕柏”，北京市园林研究所的李绵玲等在其《关于黄陵的古树复壮保护的建议》函中称：据英国林学家推测此树（树龄）在3700年；相传此树为黄帝手植，树旁竖有“黄帝手植柏”的碑石，因而树龄有5000多年之说；“据陕西省气象局一位科技工作者实测，此树年轮证实，它仅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树龄的判断，宜保持科学性，但传说也不是毫无来由，特别是黄帝的传说。历史学家尹达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杀”（见《尹达史学论著选集》450页），古代那么多而详的关于黄帝的记录，可信可鉴说明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至于这棵古柏的树龄，还未作进一步科学考证，正如一位历史学者所写的“黄帝之时事芒芒，岁月长，费研商，但有桥山一杯土，顶天立地，鉴沧桑”。这株长在桥山上的“轩辕柏”，也是“古树留胜迹，恩情代代传”。由于炎黄子孙的景仰情感，传此柏为黄帝所植，因之也就成为世人公认的活文物，这就不能因其他方法包括用新技术测定的树龄将传说推翻；同样沿用传说，也不排斥测出的树龄，因为它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但不论树龄如何，都不会影响黄帝在中华民族感情和意识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2．名木在众多情况下，与古树合而为一。如前述的“轩辕柏”和生于同地的“挂甲柏”，举世闻名，树龄也是古老的。以挂甲柏而论，传为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十月时，“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挂过他的战袍盔甲，树龄也2000多年；还有一类名木，形奇或特稀有罕见者，例如本为黄杨、酸枣和白刺花等，因树龄达几百年状如乔木而称“王”，也成名木。有些名木树龄不古如：与近代名人毛泽东、朱德等有关的树；有科学价值的速生泡桐、濒危树种、珙桐以及最先引种陕西的树种水杉等；与重大事件有关者，如70年代中日建交时，日本首相赠的落叶松，还有1983年7月，汉江水漫安康老城，有31人栖身的臭椿，被称“救命树”等。名木的知名度多大？有世界、全国或全省闻名者；也有在某一区域者，如“核桃王”、“红枣王”等在其产区享誉的。

名木中占相当比例的是那些“神树”、“风水树”。分布面广，从名胜古迹、城镇、庙宇直到偏远山区都有。一些至今还受到顶礼膜拜，红布缠身。这类名木的文化意蕴是多种多样的。处理时采用：纯属迷信、荒谬的不收，若其够古树年限者只记树龄、形体有关数据，不录文化背景材料，免生负面效应；从林业传统的角度分析，找出合理的内核，而不全盘继承或否定一切。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探讨，“神树”和其他“神”一样是人类原始崇拜而形成的，在人类社会初期，一切自然现象都被人们奉为神明，森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树木因而也被作为崇拜的对象。待人类步入历史时期后，“封禅和社祭也包涵着对山林的崇拜。封禅是一种古代帝王的原始宗教活动。祀天曰封，报天之功；祭地曰禅，报地之功……在祭祀天地的活动中也视草木为神灵……‘自禹兴而修社祀’（《史记·封禅书》），这种社祭是祭土地、林木与农作物的宗教活动，渐渐地发展为群众性，自天子至庶民皆立以祈福报社。社之林木称‘社木’或‘社丛’……这种社木代表土地之神，神圣不可侵犯”。《论语·八佾》有“哀公问社于宰我，宰对问=我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宋朱熹注为“古者立社，，各树其土之所宜木以为主也”这些树既是宜于当地生长，又为“主”，即代表各地而为人所崇拜的“神树”。以后发展到与其他众“神”一样，而成为“有求必应”的偶像广布人间。若以今天人们所达到的科学知识境地去看那些“神树”的故事传说，似属无稽之谈。但有些与中国历史著名的政治事件相关的，如临潼的“护王槐”，传汉高祖刘邦从“鸿门宴”逃席曾受过它的掩护；有的则是文学艺术的一种源泉，如兴平的一株古槐，传是传统剧目〈天仙配〉中的那位“红娘”。陕西的“神树”，还有不少文化内蕴深邃，富有哲理，耐人寻味。陕西有个地处毛乌素沙地东南沿的神木县，传“帝植神松”之说，称黄帝战蚩尤，旱神“魃”助阵，口吐火舌，把蚩尤部烧得大败。可她因肚火吐尽，再也不能升天而留在地上，从此这里赤日炎炎，田间颗粒无收。黄帝叫来春神，在魃落脚处植松三株，一曰阴松，二曰风松，三曰雨松。三松合力，阴生风，风生雨，消灭旱灾，百姓安居。这三株松树被称为“神松”，唐代诗人王维还为“神松”作〈新秦郡松树歌〉，金时命名该地为神木寨，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改为神木县，可惜这些“神松”已在清代枯死。柞水县红岩寺镇街头有株栓皮栎，当地传说是身系全镇安危的“神树”，受到精心保护与高度崇敬。“风水树”大致同于“神树”，不过它更多地生长民间宅院附近或坟茔中。

从上述的古树、名木的内涵，可以看出二者虽有区别，但多数名木也为古树。同时，鉴于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绿化条例〉规定精神，本书也统称古树名木，不分列阐述。

陕西的古树名木，除去珍稀树种和秦岭、巴山的原始林采伐后的幸存者外，多数是人工栽植的。因陕西所具历史条件，大量的古树名木为汉唐时代所植，即现存的“汉柏”、“唐槐”。也有难以区别是人工栽植或天然分布的。仍以黄帝陵古柏为例，现有 89公顷 81600多株的这块柏林，为全国最大的古柏群，其中够古树年龄的株数颇多，按传说这一林分是人工林。若加以分析，发现：“陵”在汉以前即有；“庙”始建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移建于今址；栽植1415株柏的史料为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那为数不少千年以上的古柏的起源，很有可能是天然林加以保护而成的。因桥山及其附近的黄土高原有相当多的野生侧柏林分或单株树木。再如华山的东峰、南峰分布的古松（华山松、油松、云衫）林及汉张良庙所在地的留坝县紫柏山松林，也是天然林。

本书中的古树名木，如前述有成为林分存在的，有两株以上多株的群体，如姐妹树、连理树、勉县武侯墓的22株汉柏等。但不论是构成林分的古树珍林或群体，本书除特殊情况者外一般是叙述其有代表性的个体，附带说明其林分、群体概况。由此可知本书所收录的古树名木，非全省所有的古树名木，那数量要大的多。因之，本书只能反映陕西古树名木的概貌及其工作基本情况。我们期望通过此书的出版面世，引起全社会对陕西的古树名木的认识和重视，从而搞全面清查和有效地进行保护管理，并进一步研究，开发利用其科学、文化内涵，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使“阅尽人间春色”的陕西古树名木，为改革开放后的人间再添春色。

（二）价值
“森林既是人类之前途，也是维护地球生态平衡之保障”。森林是地球绿色世界的主体，它在人类生存繁衍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作用。作为树木中的寿星、名星的古树名木，其特殊作用为：
1．是研究自然科学领域内诸多学科的活标本、活记录。这可由直接、间接服务林业方面来看。
古树名木是在其生存条件的影响下，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过程中存留下来的生物个体。这些经自然选择而存留下来的强者，其遗传基因必属优良，作为林木的优良种源，用于林业生产，可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据咸阳市林业局的资料，永寿县仪井乡王家嘴村1973年引种的兰考泡桐，到1990年时有一株材积已达 2.51立方米 ，18年平均年单株材积生产量为 0.1394立方米 。尽管是人工栽植、立地条件比较优越，但在暖温带区域、年降水 500毫米 的黄土高原上，如此生长量却够惊人的。若从渭南市泡桐研究所的材料看，进行农林间作时，5年生的泡桐每 0. 07公顷 栽25株不影响小麦产量，即使18年每 0.07公顷 以10株计，那林木产量和经济效益也就相当可观了。当然，在这一方面经济林木更为显著。全省各地皆有核桃、枣、柿子、板栗、油桐、生漆等植株以高产称王者，不少还是已过盛产期而仍能高产的古树。乾县阳峪乡冯南村有株600年高龄的柿树，树体高大，至今仍枝叶茂密，大年可产柿子10000个，群众誉称“猛一万”。洛南县古城乡姜河村有一树龄为500年（据《洛南概貌》）的核桃树，树高 31米 ，胸径 154厘米 ，一般年产核桃 200千克 ，最高时可达 500千克 ，1980年林业部刊印的核桃典型资料上，称之谓全国的核桃王。古树名木还有“基因库”之称，因可保留良种。限于科技发展水平，陕西历史上出现的特产果木，如晋枣、火晶柿子等等，几乎全是在自然生长发育和繁殖起来的，很少施加人工选择或其他育种手段，天长日久，因自然杂交或生态条件影响而出现退化，甚至丧失其所具优良性状，古树名木恰恰是现存的良种基因源。彬县水帘乡石岭村有株树龄500年的枣树，树高 12.6米 ，胸围 2. 1米 ，至今仍生长茁壮，果实累累，所产枣果形好、核小、色味具佳，保留着“晋枣”的优良性状。据西安市的古树资料：长安县滦镇的上官栗园，有2000年历史，唐朝时为盛期，当时即传“严福寺的栗子，十个就摆一尺长”的说法（严福寺为唐时的寺院，位于现滦镇与内苑之间）。现园内有百年以上的栗树10株，其中最老的一株，树龄约350年。这10株古树生长正常，且连年结果，个大味美。

马克思说过：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的“成长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自然时间间隔”。林业生产的时间间隔特长，因树木生长要几十年或者更长时间才能成材。这就给林业生产的决策带来困难，一旦失误不仅劳民伤财，还将遗患多年。同时，长生长周期对树木的生物学特性，诸如生长、发育和生境关系等的研究也非常不便，一般地讲对树木无法像农作物那样用跟踪某一植株的方法去研究其从生至死完整的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现象与规律。然而，古树的存在则把树木个体生长发育在时间上的顺序展现为空间上的排列，使研究者能对不同生长发育阶段的树木同时进行研究，从而了解掌握该树种生长发育规律及其对生态环境要求以及树木长寿不衰的奥秘。这一研究所得成果，可为林业建设的正确决策提供依据，从而转化为林业生产力。

古树名木的发现，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它可为树木分类及亲缘关系的研究提供资料。1989年在镇坪县发现的一株开花结果的长序榆，说明大巴山特定的地史及为植物区系研究上种间的洲际间断分布提供了新的佐证，并把陕西省原有2种濒危植物增加为3种。再者，古树名木可为种质比较森林植被的演变提供依据，能服务于造林中选择树种。近年来，由于银杏的果、叶用途扩大，银杏产业迅速崛起。在营建基地林时，选用哪一种类型为宜？陕西省林业科学研究所李龙山经过调查银杏树种质资源后，提出“栽培时，应首先考虑圆子、马铃两种类型。同时，在引进外地优良品种时，也应引进本地区古树资源类型最多或相近的品种，因为这些类型是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结果”。再如榆林沙区防护林，开始选用杨树，求其速生。但速生树种杨树不少长成不死又不长的“小老头树”。70年代一些林业工作者提出在沙盖黄土的宜林地营造油松的建议，其主要理由即神木、府谷等县现存一些散生的油松古树，其中也包括前已举出过人工栽植的千年以上拦杆堡的九龙庙油松。尽管由于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相互交替影响，使现今的生态环境与几百年前有很大差别，但古树仍能存留，说明应在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中试用这一种树。后在榆林市双山、靖边县冯家峁等地造林666· 7公顷 ，至今生长良好。同时又引种樟子松获得成功。常绿乔木的针叶树，一般寿命长，耐干旱、贫瘠，成林后比灌木或阔叶树种的林分质量更高，防护效果好，且因其寿命长可较久地发挥防护功能。这一世界性生态工程同其他林业建设一样，在“以史为鉴”中也能得到一定的启示。

古树名木还可说明林业史中一些问题。例如其中之一的引种陕西城镇常用的行道树种悬铃木，是“50年代的沿海城市主要是南京引种来的，而该树原产于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及北美洲，我国引入3种，陕西均有栽培”引入我国是“从上海引进。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订立江宁条约，五口通商，上海辟为商埠之后。这时，在法租界上，选为街道树种，因而有“法国梧桐”之称。但由于户县罗什村曾生长过一株“净土树”（当地群众叫“脚汗树”），就将悬铃木引入我国的时间推前了1400多年，最早的种源可能为西亚。据明《一统志》载“净土树在户县南八里，三月开花如桃花，八月结果如小栗，壳中皆黄土，俗称鸠摩罗什憩此，覆其履土所生”。鸠摩罗什为西域高僧。他生于龟兹（今新疆库车）长期在今新疆、甘肃等地讲经传道，后秦弘始三年（401）应姚兴诏来到长安译经，曾途经户县，故有此“俗传”。现该寺还有1927年时照的罗什寺净土树全景照片传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多种林业书籍亦曾谈及，1981年出版的《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专著在用材林树种的“悬铃木”中，有“三球悬铃木原产欧洲东南部、亚洲西部，我国陕西户县有胸径达 3米 的大树，传为晋时引入”，据我们实地考察，现在树已无存，传毁于20年代末及1949年前两说。当然，此树是否真如“俗传”那样引入的以及20年代所留照片上的树是原树或再萌生者都值得商榷，但由于此树的存在表明悬铃木的引入中国定比19世纪要早，最初是在陕西，则是不庸置疑的。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社会的科技限制，信息闭塞，此树种就未能像汉张骞通西域所带回的核桃、石榴等经济林木广为栽植赓续至今，不能不说是林业科学上的一大憾事。

古树名木在研究自然史上也具有一定价值。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出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地拓宽了对古树研究的范围，世界各国的科学家从古树这部自然史书在挖掘了不少资料，林木年代学的研究已经揭示，一株古老树木的年轮，就是一部编年史。它不仅记录古树自身的年龄，而且翔实地记录着它所经历的全部岁月的自然变化，贮存着大自然的种种信息，从而为人类造就了一种特殊的认识工具。陕西有一典型资料：

1975年，气象部门在太白山南边的黄柏塬公社大南沟一带，采集了三个标本，两株是太白落叶松，一株是铁杉，树龄均在143年以上。其中有一株落叶松来自海拔 2750米 的高度，胸径约 40厘米 ，树高约 16米 ，树龄为165年。通过对这株标本年轮的分析，发现这一标本年轮宽度的变化与西安的气温以及与佛坪的降水量相关较好。现有的气象资料表明，陕西全省的气温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因此利用这一太白落叶松的年论表，便可大致推知165年来陕西的气温变化情况。据分析：自上一世纪30年代以来，气温下降到60年代达最低点，以后逐渐回升，到本世纪40年代初达到最高点。40年代以后气温又开始下降，60年代到70年代初，气温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但仍高于上世纪60年代。这一结果与我国近500年气温变化的研究结果相比，二者的冷暖期是相当吻合的。也反映出我国大范围温度变化的一致性。当时还进一步推测出1976~1985年陕西气温变化趋势是：前期偏高，1980年前后可能最暖，后期的气温将偏低。

1994年底，我们从陕西省气象局查询：陕西的平均气温，1971~1980年是高期，1981~1985年是低期。最高年份为1977、1978两年，为13.9℃，最低年份为1984年的12.7℃。这与上述预测是近似的。另从《中华古树大观》一书中看到“从陕西黄陵的古柏的年轮中，了解到近几百年来的降水正常和偏多”。

近年来，用古树年轮研究古代气候和环境条件，在国内外普遍受到重视，认为年轮中储存的信息，将对很多学科产生影响。例如《中华古树大观》举出下例：

研究古树年轮，对治理近代工业污染、保护环境、防治疾病，也具有重要意义。据报道，在我国西北某工业区，通过对柳树年论中镉的含量测定，发现其有逐年增高的趋势。后来，有关部门采取了综合措施，停止排放含镉污水，7年之后，柳树年轮中镉的含量仍高于污染前的1·9倍，但比污染前已下降了44%。又例如，为研究克山病的发生与环境的关系，科技工作者在黑龙江和山东等省的一些病区，测定树木年轮的微量元素，发现克山病高发年份的树木年轮中，微量元素钼的含量普遍低于正常年，而年轮中钼元素含量较多的年份，同时也是克山病发病率低的年份。从而为克山病的防治找到了新的科学根据。

陕西也有克山病流行，在107个县级政区中有28个为克山病区；某山区也有类似的工业基地。因而从上述资料中可找出值得参考借鉴的东西，这也说明从人类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看，也需要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拓宽其研究领域。

2．古树名木是活文物，可为一些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史料。古树名木生长历程的史料及其有关的传说、轶闻、神话故事等，都打着历史烙印、反映时代文化的“遗迹”，能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历史学、考古学及部门经济学的考证和研究领域。
①中国的上古史，自汉司马迁览尽石室金匾，广采民间遗存，整齐百家杂语，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深考论次，著成中国最早的通史《史记》，提出中华文明自黄帝始，开篇为《五帝本记》，即中华民族的始祖为炎帝和黄帝。炎帝布族居姜水，黄帝部族居姬水，都与陕西关中西部有一定的渊源。《周易·系辞》载：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黄帝“刳木为舟，剡木为矢”。《史记》中把黄帝视为古史中最早圣王，教人“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炎黄时代是一个空前的大变革与大发展的时期，从这时起，华夏先民由采集狩猎、漂泊流徒、茹毛饮血、穴居野处过渡到了种植畜牧、相对定居、火食衣裳、铜石并用的原始农业经济，“中国开始进入了文明时代”。陕西有关炎帝遗迹的实物已近荡然，空留宋苏轼的记游诗句“鸡岭云霞古，龙宫殿宇幽”。黄帝的陵、庙俱在，尤其那株传说为黄帝手植的古柏及没于清代的神木县的“帝植神松”等，保留着中华民族的始祖开拓文明时代的遗迹。正如谢觉哉在《谒黄陵》诗中赞誉“黄帝手植柏”的佳句：“中州神物此为最，鲁楷秦栎俱下风”。它是“时播百谷草木”和制作生产生活诸多器具所用原料的旁证。因之具有更深层的文化底蕴，由它会引发炎黄子孙对人文初祖开拓创业伟绩的缅怀，也会想到人类改造自然传统应得到弘扬光大，使我们国家早日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还有黄帝陵所在桥山的这一古柏林分，千年以上树龄者不少，至今翠郁盖地，茸挺参天。历悠久岁月不衰，经风雨浩劫屹立，显示着中华民族坚忍不拔、威武不屈的性格。

 ②最早建都于陕西的周王朝，与其有关的古树，首推《诗铃·召南·甘棠》中召伯甘棠。《史记·燕召公世家》记：“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候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据《唐国史补》此树唐时仍健存。现存于歧山县周公庙内的1847年刻的《召伯甘棠图》石碑题记，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歧山县令李文翰曾往该树所在的刘家塬“查稽”见“正及花时，腰围七尺，高约六余丈，老干横斜，着花繁茂”。1903年（光绪癸印）清西太后御赐“甘棠遗爱”匾额一方。清宣统二年（1910年） 七月二十二日 被风吹倒，中华民国25年（1936年） 7月5日 ，再遭狂风袭击，干断而死。数年后根部萌发新芽，现已长成高 10米 ，胸径 32厘米 的大树，树虽为新生的，但歌颂清政爱民造福一方的官员的“甘棠遗爱”佳话，至今仍广为流传，人民对此树也倍加爱护。其次就是传说中的楼观台系牛柏。传春秋时期哲学家老子，于周敬王时（公元前500年前后）西游秦国，来到函谷关。函谷关令尹喜陪他来到“草观楼”，以师礼事之，请为著书，老子于是述道德之意五千言授之。在楼观台的宗圣宫遗址以东有一株古柏，人称“系牛柏”。“据《古楼观台志》记载，此树系过老子入关时驾车的牛。又据载，元始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安西王曾遣人琢石牛置于树下，以示当年遗迹”。围绕着老子到楼观台讲学，还有“再生柏”的流传，且为多种方志所记入。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间修的《陕西通志·卷四十四》引康熙六年（1667年）的《陕西通志》称：“周至升天台上有再生柏，世传老子说经于此，见二柏枯，以针灸之，复生，今尚郁茂。”80年代出版的《草木趣典》引：“《周至县志》：再生柏二，一曰针，二曰灸。俱在说经台老子庙前世传老子驻车说经于此，二柏枯，而针灸之复生，人以为灵异”。这种“世传”，可能是道教创立后，老子其人被蒙上宗教色彩后的附会，此树与系牛柏一样，虽然在树龄还未达成共识，但不论它是否系过牛，却被人视为老子在此讲“道”的信物。“道是天地万物的本质，是客观自然规律，一切事物都是联系的，都有正反两面的对立，而对立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这种对中国哲学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的学说，也阐述过“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老子·第六十四章》）“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老子·第七十六章》）“物壮则老”（《老子·第五十五章》）等树木生长和老死等问题。再有就是城固县老庄镇除家河有株古银杏，传为战国时期神医扁鹊手植，当地誉称“白果仙”。查史料，扁鹊遍游各地行医，曾到过秦国，并为秦武王时的太医令李醯妒忌杀害。将树崇之谓仙，是对这一脉学倡导者的医术、医德的景仰与思念。

③秦代广修宫廷，辟上林苑；在北筑长城的同时，“树榆为塞”建造境林；在修全国性的驰道、直道时，种植行道树。这些都是规模较大的造林工程，但陕西境内至今还未发现这些造林遗留下的古树。据近代资料记歧山县周公庙内的古树名木，列有“秦楸”。明代文学家康海（1475~1540）的《周公庙古楸行》诗，有“殿前古木无数交，老楸郁郁当前面。……此湫置此知何年，十人联臂围难遍”句。中华民国时期当地清代一举人薛成兑的《卷阿古湫》诗，说到“古树种何年，春秋阅几千。生长卷阿地，骨骼老愈坚。十围真硕大，孤高耸参天。……若非生周代，应在魏晋先”，可见中华民国初年仍十分壮观，遗憾的是这些秦湫今已荡然。再有临潼县韩峪乡的洪庆堡，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坑儒谷遗迹，坑旁有毁于近代的一古杨树，当地传为树洞里藏过一儒生的书，因而成为受人崇敬、思忆的古树。若从树木生理特性推测，杨树恐难为秦代遗树，这不过是它寄托了历代对那场浩劫的不满。

④陕西的汉至晋代古树，数量较多，除前提及树龄准确的勉县定君山武侯墓的柏、桂和传说的临潼县胡王村“护王槐”外，再举几个与历史上重要人和事有关的古树名木：

传说中国文字发明者仓颉，其墓、庙在白水县史官乡。其中有古柏11株，从碑刻看东汉桓帝延熹五年（162年）已存，各树姿态独具，当地都冠以名字。传墓顶的那株古柏，枝干四出，每年轮流枯荣，称“转枝柏”。这和《史记》、《汉书》等古籍记的“仓颉造书”相互辉映揭开华夏文明帷幕者的业绩。

传汉开国丞相萧何在今南郑县圣水寺内植一桂花树，此“汉桂”不仅古、名，而且奇。桂花，“花冠四裂”（《陕西树木志》），它却“每年花开两次，花为五至八瓣，以复瓣朵大……飘香数里”，成为该胜迹的一大景观。与此“汉桂”相比，堪称无独有1偶的是城固县上元观镇四合村的6株古柏，传为汉初重臣张良在此驻兵时所手植。经汉中市林业局查证，这些古柏为千香柏（亦称冲天柏），在陕西很少发现，这与该地位于巴山北麓气候温暖有关。同时说明这两位对汉朝的创立有巨大作用的人物，在汉的发祥地汉中一带也永留于人民心中。

西汉时的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对后世的史学、文学都有深远影响。鲁迅盛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五韵之《离骚》。司马迁祖籍韩城市，其墓祠在韩城南，东临黄河，西枕梁山，涺水冲前，芝水环绕而过，墓上古柏五株，史籍载祠墓扩大于晋怀嘉年间（307~312年），推测树植于汉，墓顶一株蟠若蛟龙，正如郭沫若1958年时为太史公祠所作的“龙门有灵秀，钟毓人中龙。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发明人蔡伦的墓、祠，在洋县龙亭镇。蔡为东汉和帝时的中常待（宦官），曾任主管制造御用器物的尚方令。他鉴于西汉以来有缣帛造纸原料贵重，改进造纸术，创造一种可用于书写而又成本低廉的纸张，于元兴元年（105年）上奏和帝，从此推广全国。安帝元初元年（114年），封他为“龙亭侯”，其封地在今洋县的龙亭镇。因而时有“蔡侯纸”之称。他死后葬龙亭，墓、祠内有古柏、汉桂等，一直伴护着这位对人类文化传播作出卓越贡献的发明家。

东汉以后，佛教在陕西传播开来，道教也由川经陕南进入关中，寺院观庙大量出现，伴随着建筑物而植的树木也相继成为今天的古树。晋惠帝时在道教圣地楼观台曾大规模植树，现存古树不少为其遗物。还有晋武帝太康八年（288年），弘农郡太守 魏 君实在华山植树，构成华山云台观盛景的“一百（柏）一十（石）一眼井”的柏，即为“晋柏”。

⑤唐是中国历史上繁荣强大的朝代，陕西现有的唐代古树也最多。散生于陕西各地的“唐槐”大量为唐代交错呈现尊道或崇佛大搞寺观建筑的后果。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文化领域的空前繁荣，创造了灿烂的盛唐文化。其内容之一即为历史名人建祠修庙。以纪念这些大德大贤的先圣们。宁强县烈金坝以东，有株不见主干、数枝丛生的桂花树，传为唐建禹宫时的古桂，宫殿树存，修阳（平关）安（康）铁路时开山垒石埋掉主干。此地位于汉水上游漾水旁即《禹贡》载的“蟠冢导漾。东流为汉”的汉江源，漾水出口处为一状如卧牛的钟乳石，“人们臆断为大禹治水留下的真迹”。故在山下建禹宫，以纪念这位上古治水英雄。唐武德元年（618年）高祖下诏于歧山之古卷阿腹地为周代开国元勋周公姬旦建祠，以缅怀其德贤勤政。现在周公庙存4株唐柏，即此时遗物。中院周公殿侧两株，另两株在大门两侧。史料记载，僖宗广明二年（881年），黄巢农民义军自长安西攻凤翔。凤翔节度使郑畋命司马唐宏夫伏兵周公庙迎击之，唐出击前斩门前西侧古柏以誓军。此事庙内存的明嘉靖十三年（1543年）刻的石碑，也记有“台西一柏，父老谓黄巢之乱，屯兵于庙，斩此以誓军令，斧痕犹在，半身已枯，而枝叶复荣。”此柏今为“周邸八景”之一即“枯柏复生”。至今斧痕历历在目。据《新唐书·礼乐志第五》，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始置太公尚文庙”地址在今宝鸡县天王镇瓦家坡村。太公庙当地称“四柏三间庙”，庙前四株唐柏巍峨屹立。在此名胜区尚有一“石生翠柏”景观。传说钓鱼台四周为石山峻岭，姜子牙隐居此地后，捋了一把柏籽，顺手一撒，漫山遍野即长起来柏林，石上生柏满目葱笼。显然传说只是传说，此林绝非周初遗迹。

此外，现存的古树还有不少是与唐代一些名人有关。例如唐玄宗的“太上槐”及华清池的皂角树，诗人王维手植银杏，已遐迩闻名。略阳县由土地庙至封家坝沿途 20公里 ，共有古银杏3对，相传为唐诗人李白手植。此传是否属实？因李白入蜀时，曾道经此处，且在佳作《蜀道难》中有“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句。封家坝即原青泥河。长安县的杜公（杜甫）祠西院的龙爪槐，枝干盘曲，宛若苍龙凌空起舞，人称“苍龙槐”。唐代名医孙思邈，世称“药王”，系耀县孙家塬人，耀县城东药王山静应庙院内5株合抱古柏，传为药王亲手所栽。这些唐树，也是盛唐文化的载体，向人们昭示着这些为人民的医、艺大家的公德业绩，使人铭刻在心并沿着他们服务人民的足迹奋发前进。

⑥宋至清，陕西古树相对减少。值得一书的有，宋初的华山道士、道教北宗的“陈抟老祖”手植的玉泉院的“无忧树”（青檀）和莎箩坪的4株莎箩树（七叶树，已毁）。这位对宋代理学（儒学融合佛、道而应生的思想体系）有影响被神化了的道教人物，传说曾与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在华山东峰下棋，赢了一座华山。至今在华山仍流着“山是道家山，树是皇王树；华山不纳粮，不得乱砍树”的信条或民约。东峰有成片的华山松林，呈现出“过了金锁关，另有一重天”的特殊景观；“下棋亭四周有不少各具神姿的古松，为东峰增色。北宋理学四派之一的“关学”创始人张载，成名后在眉县横渠讲学。他的思想体系是理学中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主要派别。他著作的《正蒙》中，对动、植物生长发育有所论述，对明清的关中农学颇有影响。现横渠的张载祠堂的宋柏，还在纪念这位病死途中，“贫无以殓，门人共买棺奉丧还”的学者。元朝为时短暂，且从开国到灭亡的几十年内，战争从未间断，陕西人口出现了历史最低潮，现存的古树名木也极少。明代，“西安”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西安城的建设也是唐以后的鼎盛时期，古树名木随之增多，如建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的关中书院，至今保留有古槐8株等。还有明清之际，陕南、四川等地久经战乱，人口大减，故有“湖广填川”的移民事件，那时也有移入陕南者。1648年一个由湖北麻城迁移来的赵姓人家在安康市汉白公路旁栽的两株重阳木，其后代至今把树当作祖先的宝贵遗产，从中也可找出移民来源的历史信息。从户县涝店的“桑树王”，窥出清代陕西继汉、唐之后又一次出现的蚕桑大发展。凤翔等地“左公柳”，既记载着陕西回民的起义反清事件，也记载这位清代拓疆重臣左宗棠的返京路线上的植树盛举。

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著称的，有陕甘宁边区时期毛泽东、朱德手植的树木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植的树。不过更有意义是与重要人物或事件有关的古树。佳县白云山道院有株侧柏，树龄为380年，树体高大，树冠荫覆了四周的建筑物。1947年秋，毛泽东在转战陕北时到达佳县，于 农历九月七日 （ 10月20日 ）游白云山，在这棵柏树下站着和群众一起观看佳县晋剧团演出的《反除州》。落幕后，以当时党中央的代号“五洲部”赠剧团一面题辞为“与时并进”的锦旗。此树记录了革命领袖与人民共渡黎明前黑暗的艰苦生活，也抒发了把中国推向前进的伟志。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延安凤凰山麓一棵槐树上写了“禁止系马”4字。当民族存亡危急之际，日理万机的统帅珍惜保护环境的高尚情操，使人景仰。这些革命传统活文物，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教材。

3．是独具特色的天然旅游资源，或称自然旅游资源。旅游，是当前一种世界范围的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生态、环境意识的觉醒，以“回归大自然”为主旨的森林旅游已成为当今的时尚。陕西的森林景观独具特色，特别是古朴优雅的古树名木，为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增添美的品味。

①古树名木的形态、色彩、风韵、气魄等，不仅使人赏心悦目，还可引发情思。陕西保存量最多的“汉柏”、“唐槐”饱经风霜而枝叶丛翠，苍劲冲霄，雄风犹在，动人思念；栽培最多的银杏，有“活化石”之称，可见其起源的古老，那巍然耸立的干躯，气宇轩昂的冠盖，造型典雅的叶形，正如郭沫若诗中称的“中国人文的有生命的纪念塔”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坚忍不拔、不畏强暴的性格特征，令人仰止；楼观台和终南山森林公园以及华山玉泉院的青檀，参天挺立，裸露根部盘根错节抛若虬龙，使人惊奇造化之功；西岳华山，其美韵内涵为“卓绝三峰出，古松擎天柱”，石奇木秀，驰名中外，仅从一些古树的别名，如“飞壑造崖”、“擎天树”、“孔雀开屏”、“二老相对”、“四壮士”、“哭母树”、“大将军”等，即可知其形之美奇和文化内涵的深厚；巴山林区的珙桐，是地史第三纪之孑遗种，盛花期时，头状花序下的两枚手掌大的白色苞片，真似满树群鸽栖立，歌颂和平，引人思古而入胜；太白山森林公园的太白红杉，秦岭特有，诱人睹其面目而为快。

古树名木群体或林分，形态各异或树种（植株）繁多，葱茏苍郁，空气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且它们的色彩随季节交替而改变，呈现出动态美：新绿繁花，一派生机；舞青摇碧，催人奋进；红叶林丹，丰收在眼；长枝横扫满天雪，夕阳无限好。投身其中，其乐无穷。

②现有的古树名木，在多数情况下，与名山大川、风景名胜、陵祠寺庙、古代建筑等共同构成自然景观。古树名木的作用，可为其增台添美。华山有龙钟松柏傲立于悬崖兀峰，方显其雄奇、险、秀的形象；太白山素负盛名，因其是品种极繁的树种宝库，不只有中国特有种太白红杉，还有中国植物红皮书中的稀有濒危植物21种；中华民族伟大远祖的轩辕黄帝陵，所在地桥山为“远望郁苍连，抱岭怀川，成林古柏势参天”（谢觉哉：《竭黄陵》）；白水县史官乡武庄村的仓颉墓庙，墓顶的“转枝柏”，庙内外还有“宝莲灯”、“生死柏”、“蛇戏柏”、“瀑布柏（奎星点园）”、“二龙戏珠”、“柏抱槐”、“喜鹊柏”、“惊贼柏”、“孔屏柏”等汉代古柏，千姿百态，景色诱人；那被“僧占多”的名山上的寺观，古树名木更是俯拾皆是。

还有应提到的保护古树是我国造园建筑的一种优良传统。在古代造园原理中，处理建筑与古树关系时，以古树为主，宁可让开古树，而不伐去古树进行建筑。明末造园家计成在其专著《园治·相地》中讲到“多年树碍筑檐垣，让一步可以立根，砍数桠不妨封顶，斯为雕栋飞楹构易，荫槐挺玉难成。相地合宜，构园得体。”这一造园原理，被广泛用于实践并流传下来。

③古树名木作为景素（或称景物）或构成的自然景观，与陕西特有的人文景观交织在一起时，使美成为一种心境或情调，可为风景名胜区生辉。当每一个炎黄子孙前来祭奠或瞻仰“人文初祖”黄帝陵时，庙门内这棵“七搂八柞半，疙里疙瘩不上算”的轩辕古柏，巍然耸立，直插云天，能不见物思人，想起中华民族“人文初祖”，开古国、创华夏文明，除暴举贤，以化成天下。传说他亲手留下的这棵有生命的绿色瑰宝，象征他的功德，彪炳千古，鼓舞人们振奋民族精神。推动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与繁荣。

楼观台为道教尊为“仙都”。2000多年的春秋时期，老子在此述道德之意五千言。东汉顺帝时（126—144年），张道陵创立天师道，尊老子为教祖，奉《老子五千文》为基本经典。在这里存留着大量珍奇的人文景素。特别是历代文人学士如王维、李白、芩参、卢纶、白居易、储光羲、温庭筠、李商隐、苏轼、苏辙的题诗及欧阳洵、米芾、赵孟 的书碑，令人留连忘返，这里的古树现在仍有8种24株：有与老子传说有关的宗圣宫系的系牛柏。形体奇绝早已枯死的宗圣宫的三鹰柏，其枝条俨若三鹰栖树；宗圣宫的银杏，干部中空，可容数人在内，而枝叶却郁郁葱葱；国家植物红皮书中的稀有树种青檀及关中少见的黄连木、珊瑚朴、七叶树、榔榆等也存有古树。这些苍劲的古树名木和周围的茂林修竹，与人文景观巧妙地融为一体，展示了古老灿烂的文化。

陕西勉县的武侯祠墓，有关“天下第一流”中国人民智慧化身诸葛亮的人文景素极多。但正如宋代诗人陆游诗中的“定军山前寒食路，至今人祀丞相墓，松风想象梁甫吟，尚忆幡然答三顾”的松风（泛指树木）中有：汉柏古树，凌霄缠身。夏秋之际柏翠刺天而花红似火；护墓双桂，高 19米 ，胸径 98厘米 ，相距咫尺，浓荫蔽冢，风雨护墓，仲秋绽开，香溢四野，且为少见的结籽桂花树；祠院内树龄300多年的旱莲，堪称异种仙葩，全国罕有，早春怒放，花香凝重。这些古树名木似也有情，都在颂扬着主人公“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操，让游人在这宁静肃穆的境地里超越时空地涌上千余年前的惆怅情怀。

再有就是仓颉祠墓中的汉柏，除纪念这位黄帝时代的文化大师外，还铭刻着一件现代的史料。1948年彭德怀将军从陕北率军南下，曾驻防于此。当他得知警卫员砍了“二龙戏珠柏”的一部分枝条，严厉予以批评并写了“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指示，革命前辈的这一举止，能不令游人赞佩，身体力行，保护好祖先留下的珍贵遗产。

总之，保护、研究、开发利用古树名木这一特殊旅游资源，其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

摘自：《陕西古树名木》P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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