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护站---
老县城自然保护区隶属于周至县林业局，是个县级保护区，小小保护区由于位置重要，成为各大国家级保护区包围的白菜心，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世界自然基金会知道此地，美国及许多搞濒危动物保护的洋人也知道这块地方，地方小，名气不小。保护站屹立在老城中央，给人一种荒败过后先入为主，跑马占地的优越感。平时在这里常驻的是９个人，保护区的领导县林业局副局长王培毅定期过来看看，传达文件，组织学习，大部分时间由保护站正副站长主持工作。我吃住在保护站，加入他们９个人的小集体，参与他们的集体活动。他们住在楼房的西头，我在最东头，是那种开门就是外廊的楼房，花草的芳香，松柏的清气充盈着楼的角角落落。房间里设备良好，有席梦思，有沙发，有书桌，就是没电。白天，他们搞巡护，我坐在走廊看书，有时也到村里闲转，间或写写稿。

保护站的院子很安静，除了炊事员做饭在水井前嘎啦嘎啦的压水声，几乎听不到什么声响。到了周末、周日，保护站的院里就停满了车，这些车与保护站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慕名来旅游、来“回归大自然”的人。７月的一天，院子里最多停过近百辆车，据说那天西安市的气温是３９摄氏度，而坐在老县城的荫凉下还要穿长袖衣服。来“城”里“探幽”的人大多转一圈就走，这里没有歌厅，没有商店，没有游乐场，留不住人。大部游客对那些断壁残垣没兴趣，他们是看不懂。

一天，我在压水机前压水，一个年轻游人过来跟我搭话，他说上山的时候有人告诉他画家刘文西正在老县城写生，他问我刘文西住在哪个房间。
我说不知道。
他说，听说叶广芩也在这儿。
我说有这回事。
他说，那么叶广芩在哪儿？
我说，刚才还在这儿站着。
他说，可惜，我谁也没见着。看这些破砖烂瓦不如看看画家、作家……

我想乐，忍着。我和破砖烂瓦被划在一堆也是一大荣幸，这位来老县城感到失望的年轻人想看看画家、作家，也算是一种补偿，就像或许有在烂瓦堆中能捡块印花瓦当的侥幸。

也有周六在这住下来的。有位画家，来了以后背着个画夹子满世界转悠，满嘴的新名词，满嘴的后现代，我没看到过他的画，却听了不少他的绘画高论，我和老县城文管所的何毅与李会雄坐在台阶上听他“讲课”，在他眼里，我们三个是周至县没有文化的干部，被贬到老县城来更是提不起来的倒霉蛋，他绝对有给我们进行文艺启蒙的义务。我们三个也的确不行，越听越糊涂，越听越不上路……画家说他准备要考研究生，问我们是什么学历，何毅说他是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李会雄说他是西北大学历史系博物馆专业毕业，我说我是日本留学回来的……画家不再发表议论，拉着我们要照相，说想不到老县城里藏着高人。我们说也不是什么高人，就是对他的文艺理论听不明白罢了，差得远呢。我总觉得，画家的理论，是他正在准备考研究生的复习题，要不不会那么熟，不会那么生吞活剥。

老县城使我们心态平和，使我们成为小人物。

和小人物一起巡山，到各个观测点去观测，我走不远，常常是走到塔尔河口往上一点儿就折回来了。在野外，我是他们的拖累，巡护员们一听说我要跟着上山，立时脑袋就大，他们知道他们的书记一累就成了坐地泡，一队人就跟着成了坐地泡，这点，佛坪保护区的人更有体会。

我在这些巡护员面前充分表现着我的率性和本真，甚至表现着我的缺点，希望他们将我当成朋友，希望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而不闹什么特殊。但是不行，无论我怎样贴近，他们都称呼我“叶书记”，都保持着距离，让人懊恼极了。

我问他们巡护方面的事，他们正儿八经地向我汇报一、二、三……让人哭笑不得。后来我不问了，放开时间由着彼此去熟悉。

保护站的站长何麦成是复员军人，打过仗，干练利落，有着侦察兵的精明，人也长得精神。何站长的工资在保护站是最高的，每月５９０元，他说就这，还是长工资以后的数目，原先更少。５９０块，不够他一个人的嚼裹儿，养家糊口全靠他老婆，他老婆是农民，包产到户，种着３亩庄稼地。他长年累月住保护站，家里的农活顾不上，就全推给老婆。老婆动辄就把娘家人喊来帮着干活，他则满山遍野地追大熊猫，追熊猫在农民眼里算不得什么壮举，是件干不干都可以的工作。但是他放不下，绝不是为了那５９０块钱，而是为了他喜欢。

副站长辛志强是朴实的农家子弟，厚畛子钓鱼台人，家离老县城不远，他原本是林场大熊猫巡护队的队员，成立保护区，就把他调过来了。他的动植物知识非常丰富，加之是当地人，堪称活地图，山里的什么情况他都知道。挣着４００多元的工资，还要省出来贴补家用，保护区的经费县上除了按月给基本工资，没有一分补贴，也就是说，钻一天山，受一天累，国家一分不多给。他们要定期到观测点巡视，全是白干。我想起城里的白领们，出一趟门，哪怕只有１０公里，也要报误餐费，报销各样票证，领取各种补贴……这些，如果能给老辛们，该有多好。我问老辛觉得亏不亏？老辛说，保护区是县属单位，县里边不可能给我们再拨钱了，县长都已经两个月拿不到工资了。老辛说他这辈子就这样了，他干这行上天已经给他回报了，他的两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一个农村家庭出两个大学毕业生，不是得天独厚又是什么？

许永永，听名字相当现代，他被保护区的人喻为“钻山豹”，４６岁的人像小青年一样灵活，这片山林的角角落落他熟悉得就如同自己的手。财政局、林业局、文化局、老干局，周至县政府有４６个局，人们封许永永为第４７局局长。严格说他应该是城里人，家在周至街道最繁华的十字路口，一座三层楼房，日子过得宽裕自在。许永永曾经属于散兵游勇式的社会闲人，自个儿有汽车，手底下有一帮开车的哥儿们弟兄，专门盗运山里的木料，有丰富的跟警察周旋的经验。我进出山林多坐许永永的车，许永永车技高超，野得没了谱，一条小河，一脚油门，轰地就蹿过去了，一副“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样子，这大概是和山林警察斗智斗勇练出来的真本事，比那个战场上开车的何麦成实战经验还丰富。许永永那张脸永远是一副笑模样，小眼睛眯着，一脸的纹路，不漂亮却很有魅力。有回西安人来拍电视专题片，别人在镜头前都很拘束，这个许永永却表现得轻松自然，他给人家讲巡护员们遭遇羚牛的事，他一会儿装甲，一会儿装乙，一会儿装羚牛，绘声绘色，很能抓人。我想，这个许永永啊，他应当去演电视剧，窝在老县城真是委屈这块材料了。现在这个许永永改邪归正了，由盗运变为保护，由城里走进山村，卖了汽车，心甘情愿地拿着保护区每月的５００块工资，过起了清贫的日子。保护森林，保护大熊猫成了他的专职。他的女儿跟他要学费，张了两回嘴他也没拿出钱来，女儿埋怨他成天钻山，干这出力不讨好的事，他含着泪对女儿说，女子，爸这是在赎罪啊……

巡护员雷海洋在和村里的玲玲姑娘谈恋爱，玲玲是老县城最漂亮最苗条的女子，深山出俊鸟，这水灵灵的女孩搁到城里也是拔尖的。雷海洋在巡山中，遭遇过羚牛、狗熊，他说他只要看见羚牛过来就上树，树上安全。有一回跟狗熊打了个照面，情急之中弯下腰搬石头想砸熊，却没料到石头下面有盘蛇，两面夹攻，差点儿没把他吓死。有一回他和何麦成、辛志强、李祥风巡山回来，走到傥骆道的必经之路吊沟，正坐在山坡休息，突然一只羚牛疯了一样从上头狂奔而来，刷地一个飞跃，跃过何麦成、辛志强头顶，直扑坐在下首的雷海洋。当兵出身的雷海洋反应迅速，就地一滚，滚进旁边的竹林，羚牛擦着他的身体过去了。事后，大家许久回不过神来。

小翠是保护站惟一的女性，把孩子放在城里让丈夫带，自己在保护站当后勤，心在两头牵着。她常常跟我说她想孩子，她大概体会不来她在保护站的凝聚力有多大，有了她这个管家婆，那些男人们从山上下来就有了一种到家的感觉。我住老县城，保护区要她照料我的生活，因了她前前后后的张罗，使我省了许多麻烦，每每一想起她，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感激。我说我上山丢人得很，爬不上去，爱耍死狗。小翠说她比我还丢人，以前还跟着队员们上山，一上去便感受到那山不是公园的山，根本没有路，真正的披荆斩棘。她说，有一回变天，一时天墨黑墨黑的，明明是下午，却像到了晚上，大炸雷就在脚边炸，让你没处躲没处藏，就迷路了，找不到集合地，索性坐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小翠是个贤惠的小媳妇，她没有什么远大高深的志向，想的就是跟丈夫孩子一块厮守着，过平平常常的日子，可命运却将这个说话也不高声的女人推向了深山老林，与猛兽打交道。这是我敬重她的一面。

炊事员是从村里请来的一个叫春季的女孩。春季做的饭是农家的饭，扯面、蒸馍、熬包谷豆粥是一把好手。春季不安心给保护站做饭，嫌工资低，春季想的是能出去，到西安什么的城市里打工，那样不但挣得多也能见见世面。春季常跟我打听西安的事，她很希望能到西安看看，我不敢应承，拐走了春季我怕保护站的人把我撕了。

这是一个很团结的集体，在深山，他们有着生死与共的共同经历，每每提及那些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故事，常常是泪水盈眶。

大自然有着自己的伦理尊严，秦岭这片山水，是用鲜血来保卫的。

每回进山，在凉风垭山口，见到那一片杜鹃林，我都会想起一个人——北大生物系毕业生曾周。他的身边也有一棵杜鹃，尽管细弱，却是一棵真正的秦岭杜鹃。

杜鹃树忠诚地陪伴着他，淡粉的花在风中轻轻摇曳，与漫山遍野开得热烈灿烂的同类相比，它未免太孤寂，太冷清，但它仍顽强地伸展着花瓣，努力使自己坦露在春晖之中。这棵细小的杜鹃是曾周的同学从高山上挖来种在这里的，他们走了，不忍心把他一个人丢下，便让杜鹃伴他度过这山中漫长的岁月。１８年过去，昔日的同学们成了国家栋梁，成了大熊猫保护专家，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我们可以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他们的面孔，而他，却永远地留在了这里，留在了佛坪保护区三官庙保护站的西侧。

１９８５年，我来到这里时，他刚刚躺下，他的同学们尚未走远，他们给杜鹃浇的水还没干透。

记得那个夏天，我整天跟着向导刘老汉翻大山，钻林子，林子里很热，也很闷，昏昏然中猛的听到一声绝唱，啼响空山直入白云深处：
“不如归去——”
心儿一颤，抬头观望。
刘老汉望着白云顶端说是四声杜鹃。又说能叫全四个音的只有佛坪有，尤以三星桥这儿最多。我听过杜鹃啼血的故事，一声啼叫一口鲜血，化作一簇灿灿的杜鹃花，那惨烈的情景让人对那小小的生灵生出无限的爱怜和崇敬。我向四周睃寻啼血的杜鹃，却满目一片绿，寻不见一丝异色。失望中，又听谷底传出一声紧似一声的“不如归去——”但我终于没见到那只精灵般的鸟儿。

那个娃儿，永远归不去了。刘老汉慢腾腾地说。
我问哪个娃儿。

刘老汉说，打北京来的学生娃儿，跟踪大熊猫，从对面那崖上掉下来了……他初进山来也是我给他带的路，后来熟识了，他就自己走……

我就抬头看对面那崖，崖很高，刀削般的齐整，顶上长满了油松，白云擦过，奏响低低的吟唱。

就这样，在曾周的殉难之地，在“不如归去”的啼叫声中我初识了他，由于他的存在，这山这水，这古老的三星桥便蒙上了一层凄绝的悲壮。

在山里，不少人跟我谈起过曾周，说那是个活泼爱唱的大学生，自信中还有那么一点儿固执。三官庙保护站的站长说，那天早晨，曾周背着馒头出去寻找熊猫，天黑了也没回来。大家都急了，连夜打着灯出去找，他的同伴带着哭音儿的呼喊传遍了山的角角落落，加急电话一直挂到了北京林业部……直到第三天，人们才在三星桥的崖下看见了他，他伏卧着，像在酣睡，腕上摔坏的手表停在４月１７日晚上８点４０分，那是他遇难的时刻。他使用过的地形图挂在树枝上，太陡了，无法取到，只好永远地挂在那里了，像一面飘扬的旗……

我说，三星桥古碑旁应该再立个新碑，让人们都知道，这里不仅仅是有名的古道，更有它辉煌的一笔——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有一个青年将生命奉献给了大山，奉献给了自然保护事业。

后来，在三官庙的阳坡上，我见到了属于他的碑——一块未经雕琢的大青石。石上刻着他简短的一生。这精巧又别开生面的墓碑是他的同学们，那伙跟他一样活跃的年轻人的主意。

也巧，那天在山里，我遇见了从广东专程来给他扫墓的他的父母。他们长久地坐在墓旁，默默无语……

我对曾周父亲说，墓碑的铭文不足一百字，真是太短了。

那位父亲说不短，跟儿子的生命历程恰恰相配。几年前，他惟一的儿子以汕头市第一名的好成绩考进北大生物系，不久前刚刚参加完研究生的考试，他的儿子说过，他的生态位不应该空格的。从他父亲那儿，我看到了曾周的照片，一双明亮的眼，坦诚而清澈，孩子般地望着外面的世界……

我几乎年年进山，也几乎年年到曾周的墓前来看他。我们彼此已经熟识，应该说是老朋友了。初识时我们都还年轻，如今，他青春依旧，我的鬓间已银丝缕缕。

今年，我又来到曾周已不算簇新的墓前，天气还冷，墓背阴处的残雪还没有化尽。他的墓碑被重新修过，保护站的年轻人在上面刻下了２１世纪守护者的心声：看见你，我们更热爱这片山林。

我默默地与曾周墓相对而立，心内有些酸涩，更多的是自豪。他走得太早，太早……凝望里，他说，在我的身上，他看到了生的可贵；我说，由他的墓碑我知道了死的价值。摘下几朵洁白细巧的野草莓花递给他，在靠近坟墓的刹那，我分明感受到了他的气息。

月亮升起来了，远山近树变得清朗透明。溶溶月光下，我想他或许会由那缥缈的山间走来，因为他就是在那里消逝的……月夜中，我又嗅到杜鹃花的阵阵细香，随着微微的风，空中传来几声“不如归去——”的啼叫，缓慢清脆，四个声儿叫得极全。

我料定了，他已与这清风，这明月，这山石，这林海融为一体，无法分开了。

最近我读到了一部夏天敏写的中篇小说《徘徊望云湖》，写的是黑颈鹤保护区老百姓遇到的尴尬事情，小说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在自身温饱没有解决的情况下，还要保护野生动物，还要承受动物的侵害，这是所有保护区面临的第一个直接问题。因为是保护区，一草一木，包括草丛的长虫、石间的蚂蚁都属于保护之列，碰也不让碰的，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受到了严格规定，超越了规定就是犯法，就要受到制裁，对于尚未完全摆脱贫困的山民来说，这是很难接受的事实。  

保护区提出的政策是“社区共管”，就是当地老百姓和保护区共同维护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区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新的途径。佛坪保护区为老百姓提供山茱萸树苗，派专家指导农民科学养蜂，以增加收入。世界环境基金会在佛坪保护区举办指导农民致富的学习班，聘请科学院的专家给农民讲课。老县城保护区隶属于周至县，它的级别太低，攀不上那些高大精深，没有经费，县里拿不出更多的资金，一切便靠了巡护员的觉悟，靠了老百姓的良心。眼看着成熟的庄稼让狗熊、野猪糟蹋得一塌糊涂，老百姓拿着啃得稀烂的洋芋找到保护站，让保护站给个说法。保护站的人就说，让我们怎么赔，拿自己的工资赔么？老百姓吃了亏，又不能让保护站的人掏腰包，就骂山野的畜牲，把保护站跟狗熊、野猪划在了一条线上。

一入秋，老县城的百姓就忙了，几乎家家得派人到地里守夜，防备野兽糟蹋即将收获的玉米。九月初的一天早晨，我看见张家的小子红着眼睛，迷迷瞪瞪地从城门洞进来，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一问，是跟豪猪“战斗”了一夜。不但野兽吃玉米，“家兽”也吃玉米，我到张春季家走动，看见张家的几只花猫，将张家笸箩里晒的玉米啃了个稀巴烂，猫啃老玉米，转着圈啃，啃得很地道。真是一道独特风景。

佛坪保护区三官庙村民冯保泰单独住在一条沟里，他们家的母猪两年连着下了两窝野猪崽，这事引起了保护区野生动物研究人员的注意。

我和保护区的小刘到冯家去看“小野猪”，爬坡过坎走了近半个小时，到了冯家。冯家门口的猪圈里，几头小猪正拱着它们的母亲吃奶，小猪个个活泼且野性十足，一边吃一边吱吱地叫唤。冯家的女主人胡秀英对这窝猪崽很不满意，她不客气地催促小刘赶快把这窝崽子领走，因为小刘跟她说过，不许她随便处置这窝杂种，这些杂种有研究价值。

胡秀英说，小崽子们将母猪的肚皮都咬烂了，我们家就这一头母猪，全指望它下崽吃肉呢，却不想连着两年弄了这么些吃不中吃，看不中看的东西。胡秀英说，这头母猪已养了七八年了，去年一窝下了６只，其中有两只是野猪模样，今年下了１１只，都是野的。

我细看那些猪崽，果然与众不同，它们身上有条平行的红线，腿长、嘴长，耳朵竖起，凶得厉害。试想数月后再长出獠牙来，冯家怕要变成《西游记》里猪八戒的老家，风洞山云栈洞了。

我问女主人野猪肉可好吃？

胡秀英说，去年那两头，稍大一点就养不住了，呼地一下就从圈里跳出来，根本不把栏杆当回事。只好杀了吃肉，肉怪味倒是没有，就是膘少，发柴，肉丝丝太粗，不好吃。

再看圈里的母猪，安静地卧着，亮着伤痕累累的肚皮任着子女们去撕咬，母爱精神让人感动。家猪为“爱情”付出如此代价，也算对得起浪迹山崖的“夫君”了。女主人说，他们家单独一户住在沟里，周围再无人家，这头母猪到了发情期便越圈而逃，漫山遍野地逛。全家人经常四处寻找，找着了就往回吆，找不见就由着它去跑。有一回他们家的小女儿上山寻猪，迎面看见一头高大威猛的公野猪与他们家的母猪相伴而归，吓得她掉头就往家跑，回家许久，偷看门外，野猪将自家的猪一直送回圈内，徘徊半天方才离去。

在我大夸野猪有“骑士”风度的时候，小刘正忙着将各种数字往小本上记，他说这里牵扯到了一个遗传与变异的课题，混交种通常指同种内不同宗、品种、品系、变种间杂交产生的后代，冯家的猪崽就属于这种情况，即在遗传上具有不同性状宗代的子代，很有研究价值。这些杂种可作为培育新种的种源，对于进化的发生十分必要，在生物学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冯家不管什么意义不意义，他们只希望保护区快点将这窝祸害领走，不能白领，当然得给钱，价格不能低于正常的猪。

中国的自然保护区，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社区共管”。就是说要加强老百姓的环保意识，参与意识，保护区帮助他们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知识和技能，转变对环境和自然资源不利的态度。在保护区内，不能修路，不能开荒，不能狩猎，不能采药，不能使用农药，总之，将老百姓传统的生存方式彻底堵塞了。一度，保护区和老百姓的关系变得很紧张，为了保持环境的原始，老百姓付出的代价是落后与贫穷。而且这个代价还具有长久的持续性，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

这不公平。

现在的政策是保护区和老百姓坐下来，共同商量环境保护和致富的事情，老百姓有保护境内资源的义务，保护区也有帮助老百姓富裕起来的义务，共同的前提是这一地区的动植物资源不能受到破坏。保护区对老百姓提供一定的经济援助，已有前例。就大鼓坪保护站来说，区里拿出６万元滚动资金，让农民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改良农民的土蜂，养牛养羊，举办科学知识讲座，提高老百姓的文化素质等等，在扶植的基础上，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听说云南的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社区共管”活动中搞了一个有意思的活动：重新把猫请回来。保护区为１２０户农民每年提供３０元钱的养猫费，要求每户养一只猫，小猫由保护区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提供，一时社区内百姓争相购养小猫，放弃使用剧毒捕鼠药。猫——鼠生态食物链的恢复，使村民家中可以安全放置粮食和林果，不必再担心鼠害。自然界的发展，依赖于保持生物的多样性，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这两年，老县城的猫、狗等家畜也大有发展，我初到时，村里只有两三只小猫和一两只小狗，现在多了，黄猫、花猫、白猫们房前垄后地窜，鸡们一群群在场上转，许多人家养了狗，秋收时节狗们都派上了用处，拴到地头上，汪汪一叫，吓唬野物。

老县城是狩猎的城。

老县城的居民世代久居深山，过去户户以狩猎为生，安夹下套挖陷阱个个是高手，三官庙、大鼓坪的住户谈起老县城的猎人，无不敬佩，大有老县城的猎人才是真正的猎人之认定。佛坪的人说，要说狩猎，在整个陕南地区老县城是高精尖，老县城的猎人甚至把套子放到了西河，放到了三官庙，涉猎的范围大极了。

老县城的人对野兽的套路太熟悉了，就像熟悉自家的猫儿狗儿。

８０年代，我在佛坪保护区采访，鲁班寨（周至地盘）那边，佛坪的科研人员在拍羚牛专题片，在高山上等了几天，好不容易等着一大群牛奔过来了，大家都很兴奋，做好了拍摄准备，突然那群牛转了向，呼啦啦转往别处去了。人们正奇怪，见大石头后面转出一个人来，紧接着又出来几个，都是老县城的山民。这些人手里拿着砍刀，拿着祭奠山神的黄表纸，拎着钢丝圈，到这边放套子来了，硬将一群羚牛惊跑了。这边的科研人员非常恼火，等了几天的事让几个“闲打浪”给搅了，下面再等一个月也不准有这样的机会。他们将这些人扣了，当下拉到照相机前一个个照相备案，把那些套子全部没收，一通教训，让其从原路回去。对这些农民你能怎么样呢？我曾开玩笑跟他们说，那些山民大概是头一次让人照相，心里不定有多美呢，背后是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哪儿找这么好的景致啊，没跟你们要照片就是很客气了。佛坪保护区的人告诉我，他们在老县城一个山民身上，一下就搜出８个麝香包，了得！那些人当时全被记录在案。我后来到了老县城，将案上那些人在心里一一印证，好家伙，都是老县城的“精英”！

这一地区捕猎的主要对象是林麝，取麝香，能卖大钱。所用工具是普通的钢丝，窝成一个活套，搁在林麝的必经之路上，麝一过此地，就钻入事先安好的套，越挣扎活扣越紧，根本跑不了。其实道理很简单，主要是经验，看好了麝的行走路线，一套一个准。

一根钢丝，连诱饵都不用，真正的空手套白狼。

我还看到过生铁打造的兽夹子，很厚重，有两排铁齿，夹到谁的腿，必然是粉碎性骨折。夹子的力度很大，模样丑陋，它存在的本身，就充满着杀机和血腥，让人望而生畏。

勇猛强悍，阴鸷恶狠，是老县城人性格的另一个侧面。他们有着猎人在鲜血与尸体面前不动声色的冷峻，有着常人不具备的耐性和沉静。老县城的人猎过熊猫，他们吃过熊猫的肉，也并没有感到什么不安和内疚，当然，那时候保护大熊猫的政策还没有出台，在他们眼里，熊猫和山里的兔子是一个档次，不过是数量的多少而已。

保护区的巡护员告诉我，老县城的猎手是真正的猎手，包括书记、村长在内，都是打猎的行家，他们现在不打就是了。过去，套着麝，将麝香包一割，顺手将皮剥了，架在火上烤，自家带着米，带着包谷酒，有吃有喝，那叫舒坦，比我们现在巡护员滋润，我们现在只有干烧饼和咸菜。

反盗猎，对保护区来说，是个永无休止的话题，是要花９０％的精力与之做不懈斗争的工作重点。

我看到《最后的熊猫》书上的一份对大熊猫盗猎者的审问纪录：　

法 官：你做什么职业？  
冷志中：在卧龙种田。  
法 官：你用什么方法杀死熊猫？  
冷志中：绳索陷阱。  
法 官：绳子是哪儿来的？  
冷志中：从桥上割下来的。  
法 官：你设了多少个陷阱？  
冷志中：六七十个。  
法 官：你想捕什么野兽？  
冷志中：麝香鹿，还有野猪。  
法 官：说说你发现熊猫的经过。  
冷志中：我看见了雪地里的脚印，起先我还以为是人。然后我发现熊猫被勒死了。我知道杀熊猫是不对的，我想把这件事情瞒起来。我用刀切下脚，然后我把身子剖开，拿出内脏。我把这些都藏在林子里，最后我把皮和肉带走了。  
法 官：你有没有看到尸体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冷志中：一个无线电项圈。  
法 官：你把它怎么办？  
冷志中：我把它割断，藏在岩石下面。  
法 官：你把肉怎么办了？  
冷志中：我带回家，我老婆用萝卜炖它，我们吃了一些。味道不好，所以我们就拿它喂猪。我还送了一些给我妹妹。

在这里，我们首先感到的是狩猎者的愚昧与落后，这使我们在为大熊猫惋惜的同时也为农民的无知而叹息。熊猫肉炖大萝卜，也就是这样的人能做得出来。７０年代对中国动植物保护来说，尚算不得全面展开，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们商品意识的增强，随着某些人道德品质的逐渐沦丧，人们对大熊猫，对珍贵野生动物的捕杀已经变得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在金钱的驱使下，什么都可以杀害，包括大熊猫，也包括人。

１９８８年４月７日《纽约时报》报道：中国以非法杀害大熊猫的罪名逮捕了２０３人，没收了１４６张熊猫皮，熊猫皮在香港和日本可以售得高价。

１９８７年，最高人民法院宣布，非法杀害熊猫，私自出售熊猫皮，至少判刑１０年，甚至可判无期徒刑或死刑。即使有掉脑袋的危险，也无法阻止盗猎者的贪婪。公安报报道，有一名盗猎者告诉警察，我一辈子都赚不了那么多钱，即使冒生命危险也是值得的，要不是被你们抓到，我就成大富翁了。

为了钱，盗猎者铤而走险，在秦岭山制造了一起特大血案。

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工作在秦岭地区紧张进行。老县城保护区抽调了李祥风、王院龙、许永永、李东群四个人参加全国调查。１２月１６日，佛坪保护区龙潭保护站的调查小组跟往常一样，上山调查这一地区大熊猫生存状况和数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组员在沟口分成若干小组，先分头进行调查，然后再汇总情况。

佛坪保护区的赵俊军和太白保护区的李先敏被分到了一组，两个人沿着龙王桥沟往山梁上走，山上雪很厚，气温在零度以下，环境非常艰苦。很快，他们发现了熊猫的新鲜粪便，两人一边追巡着踪迹，一边搜集着数据，走着走着，竟然来到了一个棚子跟前。老林子里怎会有这样的“建筑”，两个人好奇地站在棚口往里面望，只见棚子的地上搁着一条羚牛腿，无疑这是盗猎者安置的机关，赵俊军毕竟年轻，没有经验，他决定靠近看个仔细，就在他抬脚迈进棚子的刹那，整个棚子塌落下来，２０余块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从上面砸下，将赵俊军严严实实地砸在下面。石头落下来的时候，赵俊军狠命推了旁边的李先敏一把，李先敏身子一歪，上半身躲过，下边一条腿让层层落石压在底下了。赵俊军连哼也没哼一声，在石头堆里没了声息，李先敏疼昏过去，许久醒来，下半身已动弹不得，叫了几声赵俊军，不见回音，就拼着命呼喊救命。

喊声被对面梁上搞调查的队员听到了，他们赶紧放下手里的工作，先下沟，再上坡，往发出呼救声音的地方赶。赶到这边梁上，又听不见声音了，他们大声喊着两个人的名字，没有反应，找了半天也找不到人，只好跑回保护站求援。

保护站技术员党高弟立即带人上山搜寻，陕西省大熊猫调查队负责人金学林、雍严格一边通过电台向上级汇报情况，一边组织村民、队员上山寻找，终于在晚上９点钟，发现了“大砸”的地点。

大家赶快将大石头搬开，先救出来的是李先敏，他已经奄奄一息，由于天气寒冷，他身负重伤，加之在“砸”下压了十几个小时，已全然不知自己是死是活。他的一条腿已经碎了，现场的人谁都知道，他这条腿是保不住了。赵俊军是后被挖出来的，几十块石头砸在他的身上，几乎成了肉饼。看得出，石头砸下来的时候，他本能地想保护自己，身背工作包的他，呈半蹲姿势，头、脸被压挤在膝盖上，舌头也被砸出来了，全身骨头没有几根是完整的，一只脚被压入泥土，深达５公分。

现场惨不忍睹，看见的人没有不落泪的。
山民们不说话，调查队员们悲痛万分。
这是震惊佛坪、震惊全国的“１２．１６千斤砸案件”，是盗猎者直接向动物保护者的宣战。

“千斤砸”，这一古老、笨重又科学的大型捕猎工具在秦岭山区已经绝迹了２０多年，如今又出现了。所谓“千斤砸”是用２─３米长的木棍十余根，用钢丝捆成井字形木架，采用塌板原理支撑，内设触发机关，上压千斤石头，专门用来捕获大型野生动物的工具。

据说破这个案子相当艰难，当地老乡一口否认在此设过机关，并说这样凶险残忍的捕杀非本地老乡所为，谁都知道国家正在秦岭搞“猫调”，不可能干这样的事……公安部门动员大家仔细回想前后的可疑线索，有两个巡护队员回忆起月初时，有一天巡视回来，在蔡家沟遇见过两个外地人，都在３０岁左右，背着牛仔包，拿着斧子，说是佛坪十亩地的人，到药坝来找活干。公安部门认为这是一个线索，就找到十亩地，十亩地在佛坪东北，与宁陕、石泉县接近。经过一番化装侦察，查清十亩地有个叫简永林的，他长期安夹下套猎捕野生动物。简永林在汤坪镇有个师傅姓贺，叫贺老四，常年以狩猎为生，和他兄弟贺老三两人平时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年龄虽然不大，都是有经验的老猎手。根据人们对贺家哥俩的描述，很像是巡护员在山里看见的那两个人。

侦察员化装成收天麻的客商，来到汤泉镇，从侧面了解，贺家兄弟俩已不知去向。侦察员通过暗线，摸底调查，终于摸清了贺老四在太白金矿打工的消息，公安人员赶到太白金矿，在一采矿点将罪犯嫌疑人贺老四抓获。后来接到耳目密报，说贺老三有可能流窜到铜川某煤矿。抓捕小组立即赶到铜川的照金镇，制定了抓捕计划，准备晚上１０点将贺老三抓获。到了煤矿他们才发现，这里的民工居住比较分散，并且抓捕小组谁也不认识贺老三，在夜晚，仅凭身份证上一张十年前的扫描照片，困难很大。贺老三是个生性多疑的人，他凭感觉已经察出有些不对头，公安人员追查到他的住处时，他撒腿就往山上跑。干警们也一齐扑出，七八个手电筒一齐照向逃跑的贺老三。干警边追边喊，站住！站住！贺老三根本不听，依旧跑，并开始胡钻。干警鸣枪示警，贺老三听到枪声，一头跌进长满刺槐的山沟里，被擒。

这两个人，在１９９９年５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期间，先后５次非法进入佛坪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区内设置“千斤砸”８处，安放钢丝猎套５０余根，猎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４头，二级保护野生动物黑熊１头、苏门羚２头、林麝１头；一般野生动物野猪２头、毛冠鹿１头、豪猪１头；设置的“千斤砸”致全国第三次大熊猫调查队员一人死亡，一人重伤。

贺老三被判无期，贺老四被判死缓。
盗猎者，让人恨之入骨。

老县城位于各保护区中心，我认真地问过王培毅，保护区内有没有偷猎现象。王培毅向我郑重表示，在老县城保护区范围内，保证没有一个夹子，没有一个套子。我对其它保护区的人说老县城没有安夹设套的，他们说不可能，有才是正常，没有反而不正常，成立保护区的目的就是将来取消保护区。但是王培毅仍旧坚定保证他的保护区内没有盗猎者，保护站的两个站长也说没有，问到山上帮助巡视的志愿者和搞熊猫调查的队员，也说在老县城区内没见任何盗猎痕迹，我想起当年老县城那些被人家记录在案的“精英”们，总觉得不可思议。

金盆洗手，竟然洗得这样彻底？

后来我几次上山，也的确没有看到夹套，也就是说狩猎的中心改了风气，变狩为护了。我问何麦成，这是怎么回事。他对我说，靠宣传教育，靠觉悟。

我听着这个结论不踏实，让他说仔细点儿。何麦成说，老县城人少，就几户人，谁今天进了山，走的哪条道，去干什么，保护区的人都清清楚楚。何麦成说，我们不上山的时候就在村里转，你别以为是瞎转，我们心里明白得很呢。保护区刚成立时，“精英”们也不是那么听话，祖上千百年传下的营生，一时哪丢得下。１９９７年，村里的张达化在易家坪放了一个套，目的是套吃他庄稼的野猪，不知怎的却套了一只苏门羚。保护区抓住这件事，罚了张达化３００块钱，还要写出检讨。３００块，对山里农民来说不是个小数，掏得心疼啊。可保护站毫不通融，一分不能少，平时很熟稔的哥们儿，这会儿谁也不认识谁了。张达化交了钱，我们对他说，我们不白收你的钱，也委任你个负责人干干，就让你当村里的检查员，山上如果发现套子，立即来报告，不报告，就是你干的，就再罚３００。

这主意也就是精明的何麦成想得出，张达化骑虎难下，只得硬着头皮“上任”，发现了情况就来报告，发现了情况就来报告……村里就这几个人，一查一个准，后来再没人干了。主要是大家觉得没意思，划不来。

老县城区域相对封闭，比较好管理，进区只有城北面、城东面和城西面三条道，城北秦岭大梁顶上有车路，有大门，是进入保护区的主路，有专人把守，外边人进入需登记。城东安置了最东头的王三泉家，城西安排了张金科家，一家搁一个本，凡是从这儿路过的，一律要登记，从源头上有效地控制了区内流动人口的进出和管理。我问何站长，给这两家什么报酬。何站长说，到年底一家给他们提个挂历就行了。送挂历的时候，他们一家还要管我们一顿饭。

狩猎的人加入了保护者的行列，老县城人对野生动物的理解比别处更深刻，他们对山上的野物很熟悉，哪块地界是某只黑熊的领地，哪个岩洞是某个母熊猫育崽的巢，三群金丝猴的界线划定从哪儿到哪儿，野猪通常从哪条路线下来捣乱……全然胸有成竹。

２００２年３月，村东头三泉的媳妇跑来说，沟里有只金丝猴不行了。巡护员李育鹏跟过去看，看见一只老猴躺在地上，已经昏迷，赶紧抱到三泉家，用盐水往嘴里灌，已经张不开嘴，后来不到一个时辰就死了。李育鹏说，那个猴太老了，老得一颗牙也没有了……有人在都督门也发现一只金丝猴，报告保护站，王亚平用背篓背了回来，是只雄猴，很老了，喂洋芋，喂苹果，不吃，最后咽了气。

就是说，老县城的人已经有了自觉的动物保护意识，这个原本就与山林融为一体的村落，更深地融入了大山。

摘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