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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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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山里下了冰粒，冷得伸不出手来。老县城的无霜期只有１８０天，在这１８０天里，村里的人要打出全年的粮食和菜蔬，日子比山外头艰难多了。再过几天，大雪一下来，进山的道路就会被冰雪阻断，我必须在路断之前离开这里，否则我将在山洼里窝整整一个冬天。没有和老县城的人一起度过艰难的冬日，我的心里充满内疚和欠缺。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保护站的巡护员们照旧巡山，老乡们照旧在天寒地冻里过日月，只有我逃避了。这期间，我在县城，在县委大院里认真地充当着县委副书记的角色，参加着他们的各样会议，到秦岭北麓的山地和平原到处走动。县委宿办合一的房间里没有暖气，靠一个嗡嗡的空调取暖，显出了单调和不足，但是比起老县城，条件要好到天上去了。
我到县图书馆去查资料，图书馆和县文联在一处，是座很气派的院落，叫万岁宫，原是为慈禧西行预备的行宫。庚子逃亡，想的是老佛爷会像唐朝的皇帝一样，从周至经傥骆道进蜀中，孰料，老佛爷到了西安就止住了脚步，于是，周至的行宫就没派上用场。单檐庑殿式五开间的殿宇，配以带游廊的厢房和满院的奇花异草，在岁月中年复一年地寂寞着……
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以一个普通读者的身份走进了这座光线昏暗，大而无当的屋宇，在西阁堂的书架上寻找《明史》，陈旧的书香和窗外霏霏的细雨，让人的心也变得苍凉而湿润。图书馆长说这房已经成了危房，顶棚下落，隔扇歪斜，山墙也岌岌可危，我说还是打报告要钱修房吧，周至这样的古建筑实在是不多了。馆长说怕是批不下来，周至的钱紧。
我翻《明史》的目的是想了解明英宗这个人，了解他统治的正统年间的一些事情。周至县委的庭院里，藤萝架下立着几块年代很久远的石碑，多是前几朝留下的，其中有块明正统十三年县丞刻的碑：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苍难欺。
１６个字并不是这位周至县太爷的独创，这是自宋以来的一条官场箴规。虽然在箴规的背后并没有阻止住一个又一个王朝的腐败，但封建社会的官员能有此警示，并将它立在眼皮底下，足以显示了统治者的决心。贪污腐化，图的无外是享乐，细想想其实没什么意思，广厦千间，眠不过七尺，七珍八馔，食不过一碗，多吃多占了，狗揽八泡屎地护着，只能是累，心累神累身也累。
晚上，县常委们按惯例政治学习，进行“警示教育”，我在会上提到了这块碑。
天气变得很冷，论节气离冬天还早。办公室给我买了一个电褥子铺上了，被窝里变得舒展了许多，才突然感受到电褥子是个好东西。
不花钱有电褥子铺，不知算不算腐败。
县文化馆倪运宏的老母亲过７８岁大寿，我要跟去凑热闹，主家无奈，只好答应。
没坐过农村的席，也没见过农村的过事，不懂规矩，没带礼，文化馆张兴海从自家提了两盒脑白金，硬说是我孝敬老太太的，倒让我欠了张兴海的情。天冷又下雨，到了倪家，一跨进门槛，主人一味地招呼大家上炕。
就上炕，三四个人坐在炕上，用一床棉被盖了腿，上头喝茶聊天，下头任凭腿脚在被底下胡蹬踹。被窝之内，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家说些村里的话和文化上的事情，没有主题。
吃饭了，围了几桌，菜也有几凉几热，酒盅却只有一个，你完了传我，我完了传他，击鼓传花似的，没有谁推辞，喝得倒也干脆。我用筷子夹起一箸粉丝，垂吊多长，晃晃悠悠，无处下嘴。问倪运宏怎个吃法，倪说就那样吃。我就用嘴去逮那粉，吃得热闹而花哨。细看别人，吃粉时用手托着，显得比我有文化，有教养。现在农村过生日也讲切蛋糕，而且是味道很不错的鲜奶蛋糕，主家不愿走那虚有的程式，将整个蛋糕端上桌，让大家像吃甜饭一样，一筷一筷夹着吃，最后上的臊子面是席面上的正宗，一大碗一大碗热腾腾的面用托盘端出，香飘四溢，火爆吉祥，立时显出了生日的气氛，托出了过事的喜庆。
倪家的寿面是手工面，汤浓味醇，柔韧筋道，做出了陕西的面食水平，无疑这是倪家女人们的手艺了。我吃了一大碗，饱了，不忍撂碗，又撑了半碗，抬起头问倪家最近谁还过生日。
酒足饭饱，才想起还没见着老寿星，倪运宏说下雨，村街上净是泥，老太太过不来。我说我可以过去，他说，你也过不去。
出门上车，在村口看见倪家７８岁的老寿星站在路口向我们招手。
还有一回是跟张长怀到马召镇红崖头村去看望一个叫雷继敏的农民。
马召名字来源于汉代，据说当时马融在此读书，汉武帝召他去做官，为马融所拒，故曰马召。红崖头村位于马召的北面，是个不大的小村。雷老汉六十多岁了，眼神不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说出话来典故频出，是乡村的学问家。学问家的生活很拮据，自己没房，借住着村上的三间公房，三间一马贯通，无阻无隔，他用布将其间隔了，用钩拉起，古色古香，使旧房有了“帷幄”的意境。毕竟“帷幄”内是贫寒的，简单的生活用具衬托出了老汉生活的清苦，只是东墙那巨大的画案分外抢眼，从清苦中一下跳出了文化。
说及他的眼睛，老汉有点儿悲观，他说右眼视力只剩下０．１，近乎失明了。雷老汉说他前几日为他的眼睛作了一首诗：
天帝欲提一盏灯，顿时世界半幽明。
道中熙攘奇于鬼，屏上蜿蜒蠕若虫。
先哲名山文不朽，友侪骏业我何曾。
如今岁月蹉跎了，早把等闲看此生。
听了诗，我和长怀都说不出更多的话，只能劝老汉抓紧看病，把心放宽，彼此都知道，安慰病人，任何语言都是苍白无力的。雷老汉说他在四女冢村有个朋友，叫张居仁，也爱作诗，就他的诗和了一首，说着找出来给我们看。张居仁的诗是这样写的：
云翳廓清再剔灯，冰珠依旧放光明。
慎遵医嘱消肝火，快畅胸襟听晓莺。
得趣兰亭酬夙愿，寄兴诗海走胡曾。
曹娥碑待留君字，岂许匆忙说死生。
两个乡村老汉，两首唱和七律，只是让我目瞪口呆。以我的汉语水平，我作不出这样的诗，周至乡间，卧虎藏龙，乡民可畏，焉知来者为谁！在此岂有我张嘴的份儿。
以前在市里，在作家协会的楼里蹲着，自以为高雅得可以，到底下来，方知此处所居尽是高人，方知此地历史遍是典故。周至秦岭北坡有射熊馆地名，初时我以为这个地名太怪，后来一调查才知大有来历。原来这里是汉代皇帝汉武帝的猎场，汉武帝狩猎，是那种示威于天下的狩猎，高远辉煌，威风八面。史书记载，皇帝每次出猎，要先动员数十万人进秦岭为之驱赶动物，“罗千乘于林莽，列万骑于山隅”，将虎豹熊罴、鹿麂狼豺赶至山口捉住，送到射熊馆用硕大围网圈养。汉武帝的随行诗人王宜彪记述当年狩猎情景说：
白马金鞍从武帝，旌旗十万猎长杨。
楼头小妇鸣筝笙，遥见飞骑入建章。
汉武帝高坐在射熊馆上，责胡人徒手与野兽相搏，败者成为兽类之餐，胜者自取其获，周围台上，王公贵族，观者无数，历史记载当时盛况是“千人唱，万人和，山林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这大概就是中国最早的斗兽场面了，与罗马的斗兽场有异曲同工之妙。与外国斗兽不同的是，咱们的汉武帝不惟要看，还要亲自下场，“驰逐野兽，自击熊豕”，“搏熊一日三十只”。在这片猎场范围内还有长杨宫、五柞宫、葡萄宫等殿宇，联合成一组宫殿群。２０００年前，这里千灯万盏，千门万户，层台累榭，斗拱飞檐，与山河同光，与日月辉映，是何等气派。据说，长杨宫内有千余株杨树，五柞宫有五棵高大柞树，葡萄宫种植着西域葡萄，宫殿群周围种植着大量奇花异草，各国进贡的名木花卉有三千余种，这一切，总归上林苑范畴。上林苑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所在，汉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杨雄的《长杨赋》说的就是这里的情景。两千年后，《西安晚报》副刊文学专栏，即是以“上林苑”命名，足见这一地域对长安文化影响之深。
射熊馆周围的土地承载过多少血腥与杀戮已经无法计算，厚重的文化积垫被一层层黄土覆盖，历史又演绎出了新的变化。昔日的琼楼玉宇变成了残砖碎瓦，杨柳树林改作了谷麦黍菽，遍撒动物鲜血的射熊馆也为和平祥瑞的射熊馆村所替代，真个是换了人间。
现在的射熊馆村改名为临江寺村，我和张长怀慕名到村里去看望一位叫赵越的老者。张长怀说赵老原先是甘肃某大学的中文教授，古文底子全县无人能比，出过好几本书了，退休回乡居住，是县上的文化骨干。他说，你到周至来不把县上的文化高人一一拜访到，实在是白当了书记。所以，访名人就成了我在县上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去赵老家，天上下着微微小雨，道路很泥泞，我们的车走走停停，将近晌午才到。没有事先打招呼，赵老不在家，女儿说约了临村某老汉一块儿看碑去了，某处地里出了一块很有价值的老碑。问怎么去的，说是骑自行车。我们就追，路挺远，不知道７０多的老先生哪儿来的这么大劲头。追到某碑前，没见人，有人说看见两个白头发老汉在碑前议论了一会儿又骑车往东去了，又开着车往东赶，东边地里有两块大碑，赶到跟前，才知是清代重庆府同知大人的墓碑，没甚价值，赵学者们大概不会来看它。路边有搂柴的人问我们寻谁，说寻赵老师，搂柴的说他看见老汉们推着车往北去了，又往北……两个县委书记开着车在射熊馆东南西北地寻找着两个老汉，实际上是都在寻找着一种文化。
老汉们是否寻到了那块古碑，不知道，反正我们是一直没有追上他们。
中午回到县委，坐在食堂的饭桌前，端起面碗突然噗哧一乐，觉得这事挺有意思，大概也沾了追星族之嫌。
天气转暖，山上的积雪化净了，高坡上现出了嫩绿，我又回到了老县城。
老县城的人商量明年春节在“城”里耍闹一番，热闹热闹，只是钱的问题还没落到实处。山里人的热闹带有表演性质，那表演完全是自己演自己看，所有的人都参与，所有的人都是观众，面对静谧的群山，咚咚锵的一队男女老少在古城里，在森林的环绕下，走出了他们的舞步。这活动有多年没搞了，还是那年科学种田大丰收，热闹过一回……
长期的林莽生活，千百年来在山民心中铸入了一种对于山林物种的崇拜，山神在山区百姓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神。秦岭山中，太白有神，华山有神，“兴云雨，产万物”，他们主宰着山林草木和百姓的命运，秦岭东部的华山神作为西岳神明被皇帝授予金天王封号，后又加封为帝，甚至成为唐玄宗的本命，与皇家沾上了亲戚关系。跟东岳泰山正统的东岳大帝比，西岳的华山山神便带了人的性质，作为人格之神，他的形象很丰满，很富于艺术魅力。华山神姓浩名郁狩，身着白素之袍，头戴太初九流冠，仅这装扮，就让我们想到了风流倜傥的美男子。“传说，有位李主簿新婚，路过华岳，和妻子一起入庙拜谒金天王。想不到金天王竟为李妻的美貌所动，欲强为留娶，便施法术使李妻气绝倒地。直到李主簿请来仙师为妻子画符驱妖，金天王才迫不得已放李妻归去。”（王景琳《中国鬼神文化溯源》）《搜神记》中还有西岳华山神和南岳衡山神耍钱，输了一大笔，为抵账，又贪污受贿的故事。总之，秦岭的华山神是个鲜活的立体的神，是个不甚守规矩又为老百姓宽容的神。至于山中各处的小山神，都是些兢兢业业的小角色，就连很有名的太白山神，折腾得也没有华山神热闹。至今周至西边的太白庙还有丹墀御碑存在，琉璃瓦的屋顶标明了庙宇的级别，乾隆的诗碑在院中苍凉站立。一个道士，迷迷登登地守着，一问三不知。
因为生存条件恶劣，老百姓敬畏的东西就很多，“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法》）与一位老药工攀谈，老人说，过去人们上山采药、伐木之前要静心吃三天素，然后才背着行装上山。在山里，看见古木要拜，看见奇石要拜；对药王爷和山神爷的心一定要诚，话不能随便说，要用特有的术语，比如管石头叫“胡基”，管风叫“霎霎”，管鱼叫“顶浪子”，管老虎叫“大家伙”，管团伙头领叫“大爷”，副头领叫“三爷四爷”，其中不排除有土匪黑话的流传，但更多的是对山野神明的敬畏和崇拜。老药工说，要是不留神得罪了神仙，你好不容易看到一棵太白手儿参，喜出望外地奔到跟前，却什么也找不到了，扫兴得很。
今年初，我和日本搞档案研究的铃木坐火车从京都出发去参拜伊势神宫，漫长的旅途中，彼此寻找着话题，我问伊势神宫供奉的是什么神，铃木说是日本特有的神，天照大神，是创造日本的女神，是日本神道的第一位。铃木说日本的神是世界上最多的，号称８００万，有树神、河神、花神……我说，要是这样，数目可能比不过中国的神，中国不但有花神，还要分牡丹仙子、芙蓉仙子、水仙仙子，所有物种，所有用具，包括扫炕的苕帚疙瘩都有神管辖，唱戏的有老郎神；做饭的有灶神；养牲口的有马王；做木工的有鲁班；小孩出痘，有痘花娘娘；妇女生养，有送子娘娘；家里常住的家神有五位，灰黄胡白柳（老鼠、黄鼠狼、狐狸、刺猬、长虫）；最不可思议的是台湾槟榔业奉迎的神，竟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韩愈怎么和槟榔搞到一块儿去了，是否与他的发配南方有关，不知道。铃木说，要是我们两个在火车上比较中日的神仙，怕是到了伊势半岛也比不完。
在周至吕家堡一位叫傅秉春的老汉家里，我看到了傅老汉用黄纸亲自正楷书写的他们家供奉的神仙，第一位就是山神，接下来是四海龙王、药王爷，这都是与他的生活发生直接关系的最重要的神，然后才是太上老君、观音菩萨、无生老母、王母娘娘、九天仙女、如来古佛、太白爷、白马将军、万万菩萨、千千活佛、送子娘娘、地母爷、索圣母（当地的女神）、玉皇大帝、齐天大圣、东王爷、桃花娘娘、狐狸大仙、各位诸神、家宅六神……这张神仙码儿关照的神仙非常全面，一个“各位诸神”就把什么都概括了。所拜的神多，说明了老百姓的弱小，在自然与社会面前的无助和无奈。吃饭靠天，老天爷闹脾气，不给收成，便是一年无望。
我在三官庙搜集到一份老县城在光绪时候的《祭雹神文》，因为“山中阴气过重，每盛夏常雷雹，包谷杂粮被击无收，”于是就在每年立夏前一日，夜静时分，于城外西北方向，即今日老县城村苟元厚老汉所住的地方，用猪头、白面饼、黑鱼各一，设坛祭雹神。祭文是这样的：
维某年某月某日，陕西佛坪厅信士某等，洁具香烛牲礼冥宝之仪，致祭于行雨龙王、风伯、雨师、雷公、电母、境内山川将军、河伯、本厅城隍、虫王、八蜡、本地五道合厅土地、青山水草诸神位前，曰：仰维众神职司，化育功在平成，捍大灾，御大患，干旋造化，宜时和，布时泽，康阜民生，等俯皆精诚，仰祈惠泽，伏愿赐雨无衍，风雷俱顺，全消冰雹、霾雾，于我境并除蟊贼、螟蛉，于此方下土沾恩，禾苗遂性，各得生成之利，永伸享祭之忱，预于立夏前一日星夜之时，共发虔心，诣郊焚祷。伏惟上飨。
以前靠天吃饭，现在科学种田，粮食够吃了，老百姓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有人想象老林中的小村，一准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其实不然，老县城的百姓缺的不是粮食而是零花钱。
挖猪苓是这一带山民的主要收入，猪苓属菌类，黑乎乎的块茎，颇似猪粪，肉腻味甜，性温利水，是一味很常用的中药。老县城地区是猪苓的主要产地，挖猪苓的人很多，全是凭感觉，因为猪苓生在地下，外表没有任何标志，挖到了便是一窝，挖不到掂着锄在林子里转几天也是白转。一斤猪苓市场的收购价是３０元，运气好了，一个上午能有上千块收入，运气不好一个夏秋也挣不到一个钱。干这个活没有经验传授，没有规律遵循，偌大山场，谁也不能保证这一锄下去能不能碰到猪苓。有天我在都督门的庙基上捡瓷片，一群男女谈笑着从林子后转出来，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了，说是上去挖猪苓了，拦下来一看，人人的袋子里有半袋子，赶紧向他们道喜，农民抻着劲儿说，没多少，就是百十来块钱的事儿……
百十来块不少了，一天百十来块，一月下来比我的工资高出几倍。
农民说，账不是这种算法，你今天看见挖了这些，我们空着手回来的时候你可是没见哩。
农民的副业收入永远是互相保密的，不露财是他们的习惯，从祖上就是这样，显了富就会招来土匪，就会被绑了票，是给自己找事呢。现在没有土匪了，也犯不着满世界地去显摆，树大招风，还是兜着点儿稳妥。我听说都督门的一户一年卖了７０００块钱猪苓，到他家去问，竟犯了错误般地惊恐，说哪儿有这样的事，连两千也没卖到哩，没赚啥子钱，都是人瞎编派的。
不管怎么说，没事挖些猪苓对山区农民来说也是主要的经济补贴，否则农民买油买盐朝谁要钱去呢。厚畛子镇镇长刘武洲说，挖药是山民搞钱的途径，老县城的人年均收入是１１００块，竖着跟几十年前比是富多了，是天上地下，横着跟山外比，跟沿海的东南部比，寒碜得张不开口……
山里有很多山里的习惯，１９８５年我初次进山，累得走不动，在半道休息，将棍一扔，倚着路边的石头坐了。带路的熊大哥将我拄的棍顺着去路规正放好，说我不该这样随便。我不解，问为什么，熊大哥说，山里有山鬼，山鬼爱跟人开玩笑，专迷惑人，等你歇够了站起来就犯迷糊了，辨不清方向，往往顺着来路又折回去了。用棍头指着你要去的地方，任山鬼怎么捣乱，你也上不了当。熊大哥最忌讳我在路上大声喊他的名字，他说若是山鬼听到了，半夜就会寻到他的住处，叫着他的名字让开门。我问熊大哥遇到过这事没有，他说怎么能没遇到过，山里的男人都遇到过。我问那山鬼是男还是女，他说是女的。问他开了门没有，他说哪个敢？我说可惜了。熊大哥说装成女声是山鬼故意的，山鬼其实是山神爷手底下一个绿脸的妖精。这点，熊大哥和我在认识上有不同，我心里的山鬼形象是一个淘气的精灵，是屈原笔下饮石泉、荫松柏，既想和人亲近又对人充满怀疑的山妖。我有个画家朋友，陕北人，叫耿建，西安画院的，专以画妖冶女子为特长，我曾见他画过一幅山鬼图，印象颇深。画中一妖艳女子半身裸露，戴野花，披青藤，倚松柏，驭虎豹，斜睇含情，极富感染力。如果这样的女子夜半叫着你的名儿来访，岂有拒之门外之理。明代学问家王夫之对山鬼下过这样的结论：此盖深山所产之物，亦胎化所生，非鬼也……昼依木而避形，或谓之木客。
山鬼的名字又叫木客。
依照湖北人的说法，山鬼就是野人，神农架搞旅游开发，打的就是野人这张牌。媒体上常有报道，某某人在神农架某处看到了野人，都说神农架有“野人”，可是谁也没拿出可靠的证据，说的、驳的争论不休，竟使之成为当今世界四大科学迷之一。寻访“野人”科考队一个接一个地进入神农架，除了脚印、毛发、粪便被零星发现以外，终是“没戏”。人们普遍有种想法，万一一个尚未被人类认识的物种由于我们毅力的不够坚定或是一时的疏忽而与我们擦肩而过，那真是我们的罪过了。我在板壁岩及巴东垭等地方见到了一些写着“野人发现处”的牌子，还有一些刻着中英文“自然探谜”的石桩，给人一种煞有介事的张扬。林子里有路标，必要岔道标明禁止通行，怕的是走丢了，据说在大山里无端失踪的人不在少数。
我在老县城居住期间，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山鬼木客》，说的是科学工作者进山找野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源于７０年代一位工程师在周至翠峰考察，发现了野人的记载。湖北人认为我写的是神农架，因为他们的大山里至今还有一个在孜孜不倦、顽强不息地寻找野人的张金星。我在山里见过张金星，山西人，大块头，一身迷彩服，须发飘扬，像是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张金星在神农架寻找野人已经７年，他本身成了山里的一道风景，来旅游的人，以没看到野人看到寻野人的张金星为满足。我问张金星在山里的感觉，他说很自在，一出来见了人反而别扭，不习惯。我问他在山里吃什么，他说以素为主，他不打猎，不吃动物，一天一顿饭，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我问他营养问题，他说有榨菜，泡菜，山里有得是草和野果，动物喜欢吃的他都喜欢。我问他在山里寂寞不寂寞，他说，山里的朋友多极了，猴、豹子、熊、华南虎（不下三只），各人有各人的地盘，不是我要找它们，是它们逐渐的和我亲近，彼此都熟了，就跟走亲戚一样，今天上谁那儿去看看啊……我问他在山里转，带不带枪，他说不带，他是动物们的朋友，他已经成了它们圈子里的一员，用不着防卫自己，他跟动物们讲人的话，动物们都能听懂，他从不伤害任何动物，就是一只小蜘蛛爬到他的帐篷里，他也要用手轻轻把它捧出去。他指着头上的三个疤说，这是狗熊跟我亲近，抚摸了我的头顶一下，留下的纪念。
神农架总面积７０４６６７公顷，是中国西部高山向东部丘陵过渡的地区，海拔最低４８０米，最高３１００米，有华中屋脊之称。陕西与湖北相连，秦巴山脉与神农架相接，从陕西秦岭南坡沿汉江而下，由十堰往南就进入了神农架，秦巴山脉山大林深，跟神农架比，沟壑更多，地形更为复杂，植被更茂密，森林遮天蔽日，藤缠树，树缠藤，藤树相绞，视线很差，行走困难，这样的地方不出个把＂野人＂也是不应该。跟周至的山里人谈到“野人”，老乡只听说有，却没有谁看到过，他们的印象中，野人和山鬼是一个东西，是山里的不明物体。也有说法，认为野人就是秦汉时藏入深山的祖先。当地说法，有浑身长着长毛的野人出来了，一把拽住你，不住地笑，反复问你：长城还在否？你只要说：修长城！野人自会放开你，跑到林子深处去了。他们怕秦始皇把他们抓去修长城。
权当个笑话听吧。但无论是神农架还是秦巴山脉，“野人”的事到底有些扑朔迷离，要维持一个物种存在，必须拥有一个最低的基数种群，现在无论在神农架还是秦巴山脉，我们从没见过这种种群的存在，更何况到今天也没找到一具“野人”的尸体，甚至是化石，它们都死哪儿去了……神农架的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悬念，使那里的生态旅游为他们创造了很不错的利润。陕西人还是老实，谁一提“野人”的话题，他们赶紧就说：没有，没有，我们这儿真的没有那东西。
其实用不着那么急着道出结果，谜的存在，会使这片山林陡添无限神奇，真水落石出了，便也没意思了。
对张金星来说，无论能否找到“野人”，寻找的本身就是一种成功。
对秦岭的老乡来说，无论有没有“野人”，悬念的存在就是魅力。
在老县城，跟我最熟悉的是孩子和狗。
村上的狗以村支书吕志诚家门口拴的黑白花最为典型。小花狗被拴在草垛旁边，尽管行动没了自由，仍是尽职尽责，逢有生人路过就汪汪地咬，声急音脆，很是煞有介事。我每回从吕家门口过，花狗都要蹦起来高声叫骂，全不管我是一个多么和蔼可亲的人。我说山里的狗没见过世面，胡咬。有人告诉我说，碰到那歪狗再咬，只要冲它喊“吕书记”，它就会知趣地停下来。一天我又从吕家门口过，狗又咬，我就大声喊“吕书记”，狗不接招，照叫，倒把真的吕书记喊出来了。吕志诚问我有啥子事，我说没事，是路过。我说了别人教我的制狗绝招，吕志诚说这是保护站的老黄在故意编派他，什么吕书记，就是叫吕爷爷，那狗也照样叫唤。
有一天那狗又叫，我走过去，蹲下来，平视着它的眼睛说，咱们别叫了行不行，我老从这儿过，你还没记住么？小狗看着我，用湿湿的小鼻子嗅了嗅我的脚，想了想，竟然摇起了尾巴。我相信，任何动物都有灵性，都是能与人交流的，你的亲切，你的信任，是它认识你从而彼此相处的基础。哪怕就是一棵草，你的关注，你的抚摸都会使它欣喜若狂。国外有位科学家研究过，人在切黄瓜的时候，黄瓜在刀底下会发出尖叫，这叫声我们听不到，但是可以用一种特殊的仪器纪录下来。草们在欢乐的时候会集体歌唱，花朵在凋谢的时候会哭泣，人的一切情感，动物有，植物也有，我们应该像看待我们自己一样看待它们。与小狗的沟通应该是最直接、最方便的。后来，那小花狗见了我就不再咬了，趴在草垛上，一双小眼睛随着我的脚步转。我总觉得这条狗跟熊猫有血缘关系，黑眼圈，黑耳朵，黑腿，胖乎乎的，像个熊猫崽子。
吕志诚说他的狗跟熊猫没有关系，尽管坡上的熊猫进过老张家的猪圈，也没跟村里的狗发生过什么感情瓜葛，那是两个物种，生不出任何结果。
吕志诚是老县城的最高领导，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小猫，一个叫小狗，名字平常不金贵，为的是好养活。现在的小猫小狗都已经是青年了，是村里的活跃分子，从才能来看，较他们的父亲还差一筹。我亲眼见了吕书记和村长王正财与老县城文馆所主任的一番谈判，是为了文庙留下的几间小学校旧屋，文管所要买下来做办公室，顺便存放收集来的城内文物。为价格问题谈到半夜还没达成协议，吕志诚的精明、机智让我不敢小看了这个山里农民，他不能让他的村子吃半点亏。
老县城里的９户人家，沿着东西的村街依次排开，青瓦泥屋，自然古朴。有伟岸的大公鸡在草丛间昂首阔步，胖硕的母鸡领着一群绒绒鸡娃，叽叽叫着，在门外台阶下啄食。一只半大猫卧在板凳上睡得正酣，冷不丁脑门上被母鸡叨了一嘴，打了个激灵，睁开眼莫名其妙地瞅着鸡。母鸡用斜视的眼，歪着脑袋瞪着猫，它是在告诫花猫：不许你碰我的孩子。
小鸡崽们在母鸡的腿底下盘来绕去叽喳喳地闹哄。花猫不屑地又闭上了眼睛。
我为母鸡的多事，无端挑衅好笑。鸡有鸡的思维，有它自己的生活路数，想必猫在无事的时候经常欺负小鸡，要不也不会在睡梦中无端地挨上一嘴。
突然一帮孩子在街东头整齐地大声喊叫：叶书记！叶书记！
我回过头，却又不见了踪影，都藏到墙后头了。我没理他们，继续看我的猫和鸡。东面又喊：叶书记！叶书记！我回头，又无人。我走过去，他们喳地一声散了，有钻玉米地的，有躲树后头的，有朝着山坡狂奔的……逮住一个，便在我的手里扭来扭去，哇哇地叫，其余的在远处饶有兴致地观望，起哄架秧地嚷嚷。
小家伙们放学了，看见了我故意贱招，想引起我的注意。
我上午写作，不愿人打扰，保护站的工作人员都很自觉地回避了，他们有他们的事情，大家都忙。但是孩子们不行，只要没课，他们想来就来，没有任何限制。常有小脑袋探进门来，嘻嘻两声，缩回去了，我的思路立时被打断，哭笑不得。有胆大的怯怯地迈进屋来，一问，什么事也没有，就是来看看，一张脸憋得通红，拘谨得连气也喘不匀了。还没容我说什么，突然哇地一声跑出门去，挥着手臂，一通猛跑，回去准定向他的小伙伴大吹特吹，他进了作家的屋。他们对城里来的人感到新奇，这新奇包括了我那台到了这儿就瘫痪了的电脑和我包里的巧克力。巧克力的味道是山里没有的味道，他们知道糖，知道甜，知道药，知道苦，巧克力并不完全甜，也不完全苦，那是一种他们从未接触过的味道。我参观过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的巧克力制作中心，在那个香喷喷的世界里，我想要是把那个装满棕褐色液体的大锅用直升机空运到老县城去，那里的小孩们准高兴疯了。孩子们因了我的到来，知道了“作家”这个词，知道了有“编故事”这样的职业，和巧克力一样，“作家”对他们也是新鲜好奇的，味道也是怪怪的，不是家长，不是领导，像朋友又不是朋友，不用上班，每天山里山外地瞎转，靠写字就能挣来大把的票子……
到我这儿来得最勤的是村东王家的一对小双胞胎，一模一样的两个一年级小女生。她们细声细气地说话，声音很小，又带口音，我很难听明白，为了表示她们对我房间和我这个人的不在乎，为了掩饰她们的紧张，她们一进门就说话，两个人挤在一张沙发上，看也不看我，彼此不停地说，叽叽的，像两只小松鼠。她们说的是村里的家长里短，说的是她们班上的谁谁谁……不考虑我有没有兴趣，也不考虑我能不能听得懂……
串得第二多的是一个叫何辰的小男孩，五岁了，淘得出圈，脑袋转得快，会说男人的粗话，有时还跟着他爹焖两口小白酒，辣得流眼泪还说痛快，我说他是老县城里的新土匪，破坏力很强。何辰喜欢小动物，到我房间的理由每次都很充足：找猫。有一天他站在墙外头很丢人地哭，说是他的花猫跑了。猫就是他的命，他管他的猫叫“猫辰”，名字一样，姓不相同，他不敢让猫也姓何，怕他爹打他。
写作中常要和这些小东西们打交道，文字中就多了些活泼，多了些灵性，多了些突然冒出的意外。
挺好。
这天天气有点儿闷，午后我和保护站的巡护员霍亚平在老县城村街上遛达。
霍亚平穿着迷彩服，我也穿着迷彩服，我们的服装都是保护站发的，很是与众不同。海拔１７８０米的阳光很强烈，我觉得我们这装扮很像是训练有素的战士。这个时候我心里很希望有山外的游人来老县城旅游，让游人和穿着迷彩服的我在老城破败的城墙下相遇，我的现代战争服装和经历过民国土匪摧毁的城墙一定是一幅很好的“战争时空”画面。霍亚平的感觉很直接，他就是陪着我走路。
穿着迷彩服的我看见张家的小孙子汪汪也在街上转，穿着他姐姐的粉裙子，一扭一扭的，很得意的样子。汪汪今年三岁了，长了一个小土豆样的脑袋，这里进一块，那里出一块，神情忧郁，老是一副泥水满身、忧国忧民的模样。
我喊汪汪，汪汪把脑袋垂得很低，一声不吭。我看见他那张小脸搞得五抹六道，泪痕依然，粉裙子肯定是偷偷穿出来的，前后穿反，小胸脯露着，本应是系在后面的飘带被他理所当然地系在肚子上，系了个死疙瘩。我说，汪汪你怎么穿女孩的衣服？汪汪不好意思了，将裙子撩起，把脸遮了。遮了脸的汪汪露出了屁股，包括他的小鸡鸡。我说，汪汪你没穿裤子啊！汪汪赶紧把裙子放下来，爬上了路边的石碌碡，脸朝下，壁虎一样地趴着，他既不想让我们看他的小鸡鸡也不想让我们看他的脸。
碌碡是圆的，汪汪的头越扎越低，最后头朝下栽下去了，汪汪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我拎起哭泣的汪汪往他们家送。
汪汪家８６岁的太爷爷张德修正坐在房檐下看书，老爷子过去是老县城、三官庙、大鼓坪一带有名的老猎手。如今的老猎手不戴花镜，端着架势，将一本书看得滋滋有味，姿势就好像关公读《春秋》。我走过去一看，原来老猎人看的是他重孙女的小学一年级语文，上面说的是“老山羊收白菜，小白兔和小灰兔来帮忙……”
课本上的字很大，还有彩色图画和汉语拼音。
突然想起了陈忠实和贾平凹，他们笔下的农村情景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比我看得更深。或许在老农民檐下读课本的背后，他们看到的是今年的农业税还没有交，是地里的庄稼因为旱又减了几成……他们对这一切太熟悉了，农村的生活是浸泡他们的汪洋大海，是他们深厚的文学背景、创作之源。而我不行，对这一切我常常以城里人的眼光来思考认识，他们是背靠，我是面对，角度的不同或许给生活以新的解释和理解，正如生活本身就是一个多棱镜，色彩斑斓，五光十色。
晚上，在满天霞光中，我看到汪汪在房檐下吃饭。长凳子上搁着他的粥碗，旁边蹲着一只白猫，那只猫一窥着汪汪喝粥的空隙就往碗里伸嘴，所以汪汪喝一口粥就得用筷子打一下猫，喝得颇为艰难。
我站在路边，看了半天汪汪喝粥。
老县城的晚饭永远是粥，玉米豆和大云豆在大柴锅里煳出的粥，稠乎乎的，听着都很馋人。山里百姓的吃食粗粝而简单，以玉米和洋芋为主，七月的时候收一季麦子，产量每亩４００斤，要低于关中平原。全村有可耕地６００亩，大片的土地荒芜着，无人耕种，开着美丽的花，散发着薄荷的清香。想当年，人口稠密时，这里曾经是上好的肥沃农田，令人争夺的生存命脉。我跟着吕书记到城外去看水，书记指着大片平整草地说是他家的承包田。我问怎的不种，书记说哪里种得过来。我说可惜了。因靠近汉中，老百姓偏爱的是大米，但这里不产米，米饭在饭桌上就显得很珍贵。腊肉是一年四季的必备，农家自己养着猪，杀了肉吊在房梁上，长年地用烟熏，别有风味。老百姓待客常用鸡，满满地炖一大锅，加上黄花木耳野蘑菇，没揭锅已经是满屋飘香了。我在日本数年，穷留学生，平时专拣最便宜的鸡肉解馋，机械化养殖出来的充其量叫做生物，那些鸡被关在铁笼里，一鸡一格，定时喂料喂水，据说日本人为了增加鸡的活动量，将鸡脚下的铁板加温，鸡烫得站不住，两只脚不停地来回捯。人类因智慧而引发的残忍让人深恶痛绝。从鸡雏到作为肉鸡上市，前后的时间是５４天，５４天内催起来的鸡，整齐划一，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从体型到性情到重量，不差一分一毫。难怪有的留学生说，我们不是吃鸡肉，我们是在吃鸡饲料。吃鸡肉如同嚼木头，吃鸡蛋能从中品出鸡屎味儿。我在日本，把鸡吃伤了，回国后，什么都吃，就是不吃鸡。老县城的鸡却另当别论，这里是满世界跑的自由的鸡，下的是民主幸福的蛋，就是一个简单的煮鸡蛋，也能让人吃出小时候吃鸡蛋的感觉。
炸薯片是老县城农民的副食，他们把收获的洋芋削了皮，切成极薄的片，在太阳下晒干，一口袋一口袋地堆在灶房，闲时用油炸了吃，是下酒佳肴。山里的炸薯片，自然、真实，味道高于进口的炸薯片，只是没有打入国际市场罢了。洋芋的另一种吃法是蒸熟了，剥皮，用石臼捶成糍粑，沾辣子水和葱花蒜末吃。捶糍粑是力气活，非女人们所为，我每回想吃洋芋糍粑得提前跟“大哥们”说好话，得人家愿意才行，没有现吃现做的道理。
有一天中午，大家都在地里收麦子，佛坪中学的黄文庆老师领着二三十人浩浩荡荡地到老县城来了，这些人说是来寻根，其实是冲着腊肉、豆粥、洋芋糍粑来的，急匆匆的，说是下午还要赶回去。豆粥不是一时能熬出来的，糍粑更不是一二三能打出来的，全村正为麦子忙得鬼吹火一般，没有哪个家庭能招待二三十人。那些老师们只好在保护站买了方便面，留了一腔遗憾，一步三回头地出了城。我后来见到黄文庆，说他来的不是时候，吃糍粑也不是那种吃法，几十口子人，吃大户么，谁有本事给你们捶。
我曾经建议，村里建立个土特产专卖店，把那些腊肉、土蜂蜜、木耳、洋芋片什么的集中起来卖，也建议某家某家办个小饭铺，省得外头的人来了连个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但是大家对我的建议反应冷淡。封闭的老县城，思维仍旧是单一的，他们连他们的鸡蛋也舍不得卖，保护站的食堂需要鸡蛋宁可到山外用车拉，也不要农民的，主要是懒得费嘴。山民们过惯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没有做买卖的概念。
前不久，从山里过来的人告诉我，老县城发展了两家“农家乐”，以家庭的形式招待外来的考察、旅游者，这两家是做了不少工作才答应干的，能不能干成，不知道。但不管怎样，总算是迈出了一步，封闭的城门终归是打开了一条缝。
我为这点变化而欣喜。
山里人有过一次外出便会牢牢地记着，作为珍贵，仔细地收藏起来，轻易不向人展示。逢有他认为可以理解、可以共享这珍贵的对象，才小心翼翼地捧出来，拂去灰尘，一点一点地亮给你看。
我到老县城，刚住下没多久，张大荣就带过话来，让我有空去他家坐坐，聊聊天。张大荣和我同龄，当过村支书，瘦瘦的，比较内向，他的儿子女儿有几个，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汪汪是他的孙子，我将汪汪逗哭了，给他们家把孩子送回去，才进一步接触了老张。
我以为张大荣要跟我谈村里的事，谈了一个多小时，说的都是当年他怎么进北京，怎么接受毛主席接见的事，每一个细节都谈得很清晰，从山里学校选代表，他荣幸被选中，心情多么激动，全家多么为他高兴说起，到准备干粮，打背包，一人一床小被子，在华阳中学集合，坐大卡车，过汉江轮渡，如何一次不行，退回，二次又出发，终于坐上了大火车，一路奔驰，直进北京，下车有北京的红卫兵列队迎接，北京红卫兵很热情，唱着歌。
我说当年我就在崇文门火车站，代表北京红卫兵欢迎过他们。我说当时北京真正的红卫兵正在破“四旧”，打砸抢，正在天南地北地大串联，我这个家庭有问题的“假”红卫兵便被派去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老张说，可惜咱们那时不认识，要认识就好了。
我说，要认识我就会拽着他满北京地转，再不要住什么崇文门安排的接待站，吃那寡淡的萝卜白菜。
老张使劲说，那不敢，那不敢。我们的吃住都由毛主席招待哩，连坐车也不要钱，怎敢胡跑哩，回不来咋办。
我突然感到了思维的差距，本分的山里人把进北京，见毛主席看作是比天还大的重要事件，这不是任何一个山里孩子都能有的机会，老张得到了，老张是幸运的，它的偶然程度不亚于我们今天抓到了六合彩。当年老张得到的荣誉完全称得上“殊荣”了，这个词后来被人们广泛运用，动辄便是“殊荣”，连让专家成功地割了一次痔疮也算“殊荣”，俗了。
我是从北京来的，我是他的同龄人，谈及那段历史，我们有着共同的语汇，能够分享这种感觉的人毕竟不多，擦肩于北京崇文门火车站，相识于荒败的老县城，这种缘分实在是值得珍惜。
老张到了一回遥远的北京，像胆怯的小蜗牛伸了一下触角，又以极快速度缩回来了，他将这段经历浓缩成记忆程序，珍藏在心的深处，不张扬，不渲染，只有自己慢慢地品味那悠长的感动。
今天的张大荣得闲还撰写了《老县城之歌》，长长的十几页纸，数百行，我要来看了，原本想在这儿节录几段，终是拆不断，只有作罢。这便是老张那一代人。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大凡景致美丽的地方多是贫穷的。老话说，石为山之骨，土为山之肉，水为山之血脉，草木为山之皮毛，好山应该是紫气如盖，苍烟若浮，云蒸霞蔚，四时弥留，皮无崩蚀，色泽油油，草木繁茂，流泉甘洌，土香而腻，石润而明。这些条件，老县城周围的山完全具备，这一片山林是充满灵秀的山林，但农民的生活仍是不富裕，还远远谈不上小康。电和路制约了这里的一切，拉电修路要资金，这不是一时能筹划来的。年轻人向往山外的文明，走了，有到县城的，有到西安的，到广东的，到江浙的，出去了大多没有再回来，尽管家乡土香而腻，尽管家乡石润而明，终不能变作养家口的人民币。老县城村的人口在减少，只剩下了老的和小的。老的不久将死去，小的长大将走出。有研究人口的专家断言，再过三十年，这个村落将从行政图上消失。这话不是妄说。查１９６４年陕西出版的地图，老县城周围连老县城在内还有菜子滩、菜子沟、大房子、杨家沟、沅全沟、都督门７个村落，繁盛时候，仅都督门的轧油坊就有１３家，现在除了都督门还有三几户人家以外，其余的村庄都不存在了。最为尴尬的是老县城的希望小学，很漂亮的一座楼，却只有五六个学生，五六个毛头娃娃参差不齐地坐在教室里，念书也念不出什么气候。李芹英还在认真地给这几个孩子教英文，一板一眼很像回事。没有了学生，上边把民办教师撤了，是村里几个孩子的家长，嫌孩子小，到厚畛子去上学吃不得苦，几家联合，给老师出工资，条件是得把他们的孩子教好。这样一来，这个三五个人的班就有了私塾的性质，也是没法的法子，却让人感到怎么是倒回去了。
在京城大闹沙尘暴的春日，我站在老县城的城墙上，面对着山紫水明的清丽景色，那暴虐的沙成为了遥远的传闻，成为了山民饭碗间的谈论。我的妹妹来信说，北京眼看着快让沙子淹了，今年的沙尘是红的，不知从哪国刮过来的，闻着就不是中国味儿。读这段信的时候，我坐在河边，脚泡在河水里，小鱼儿踪着我的脚，吕家的小花狗在咬自己的尾巴，滚成了一个球……
这是人类最后的居住地，我们要守住它！
村里的年轻人待不住了，他们相约着走出了秦岭，走出了这禁锢他们的大山。也有举家迁走的，他们耐不住山里的寂寞与贫瘠，他们没有大富大贵的奢望，他们只想当一户精神和粮食都很殷实的农家。走了，义无反顾地走了，丢下了偌大的家园。９０年代中期，我到都督门，那时这个农业小组还有七八户人家，路口，当年戏楼对面丁家的屋是高大出众的，我路过的时候，丁家的男人丁良玉正在场院喝茶，女人在翻弄晾晒的洋芋片，檐下吊满了金黄的玉米棒子，鲜亮的色彩与青山绿水、蓝天白云相衬，衬出了富足与祥和，“深葭绕涧牛散卧，积麦满场鸡乱飞。”我为这情景感动，拍下了一张“农家富足图”，回来到处宣扬山区人家恬静安逸，足让城里人羡慕。但是去年再去都督门，丁家却已是人去屋空，兔从狗窦入，雉在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一派颓败景象。一问，说丁良玉搬到华阳镇投靠亲戚去了，将这里的房和地都放弃了。我知道丁良玉有铁匠的手艺，比较有经济头脑，做出这样的举动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也知道，农民抛弃自己的祖基和田地房屋要有多大的决心和勇气，这对他们来说不亚于一场大革命，一场脱胎换骨的变更。华阳比都督门要热闹、富裕，那鳞次栉比的店铺和热闹鲜活的自由市场为老百姓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无限生机，那里的铁匠比这三两户都督门的铁匠应该是更风光。如今深山的居民在温饱的基础上，面对的还有寂寞和单调，这比清贫更难持守，特别在山外社会与世界接轨、大步迅跑的年月，能停留在这“最后的居住地”，除非是无奈。
丁良玉赶着他的牛和羊，沿着傥骆古道，向南走去……
走出大山，走出这远古的宁静与寂寞，似乎成为了必然。
有个挣扎了许久，最终也没走出去的——那是我存在心底隐隐的痛。
老县城往南，翻过光头山有个叫三官庙的自然村落，三官庙是秦岭大粱以南距离老县城最近的一个小村。村里有姓何的人家，主人何庆富在村里是个有头脸的人物，老何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二女儿叫荷花，是个聪明可爱的小女孩。１９８６年我到三官庙采访，认识了荷花一家和他们家的小黑狗。我在三官庙期间，荷花和她的黑狗跑前跑后地跟着我，成了我依仗的向导和伙伴。晚上，我睡在动物保护站，窗外有野猪在拱墙，那是为了窗下生长的一窝洋芋。夜里听到猛兽的低吼，第二天跟保护站的人说，他们说不碍事，那头母豹是怀了崽的，天天夜里来溪边喝水，都熟了，之所以靠近了院子，是搞标本的小巩才剥了张死熊的皮，气味儿引来了豹……
他们能与豹坦然相对，我不行，晚上我喊来了荷花，让她在保护站陪我睡觉。八岁的小姑娘为了陪我睡，特意换了新衣服，一件粉色的单衫。睡的时候，非得我吹了灯她才脱衣，我明白，荷花身上，除了这件粉衫，她的内里一无所有。熄灯的时候，站上的老张在窗外喊，荷花，你得洗过脚才能盖我们的被子。
荷花在床上脆脆地回答，我在河里洗过啦！
的确是洗过了，她的一双小脚丫精湿冰凉，真难为了孩子。
夜里，有荷花睡在身边，有黑狗在外面站岗，我睡得很踏实。
因为形影不离，保护站的人嬉称我是荷花的干妈，我便闺女闺女地叫。山里人厚道，为一句笑话而当了真，他们真的把我当成了亲戚。是亲戚就要走动，当有一天，山里人何庆富背着装满山货的背篓，领着几个孩子，出现在我们单位的楼道里的时候，真真地让我傻了眼。孩子们在走廊里一口一个“妈”，亲热无比地叫着，单位的同事们从各自的办公室探出头来，纷纷掩嘴而乐，当时真把我尴尬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我记得，我曾红着脸向大家一遍遍解释，现在想来，大可不必，心里怎就那么搁不住事？
何庆富来西安的目的很明确，一是让他的孩子们在城里见见世面，二是将荷花留在西安，留在“干妈”我的身边，在城里上学、工作、找婆家，成为地道的城里人，彻底摆脱那终日连阳光也很少见的深山老林。何庆富的想法简单而朴实，有着农民式的机智和直接，我为他的信赖而感动，但是我不能收下这孩子，首先我解决不了孩子的户口和入学问题，再者我也来不及向丈夫和老公公谈这件事，家庭中接纳一个陌生的成员需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不是说来就来的事。
像当年他们陪着我在山里转一样，我陪着他们在西安转，看汽车，看古迹，逛公园，玩游乐场……凡是城里人经历的一切，我尽量让他们都体验到。在众多冲击面前，山里人有山里人的认识：……不就是一堆黄土么，啥子古迹，公园就是这瞎样子，树还没有山里多，那水腥臭，太阳太毒，死晒，游览车转到高头，不及在秦岭梁上看得远……
我至今记得，在西安饭庄富丽的大厅里，在铺着雪白桌布的餐桌前，围坐着几个睁大了惊奇眼睛的山里孩子时，这种反差竟然让我也感到吃惊。我要的是大众的饭菜，无外是条子肉、炒肉片之类，量很足，我让他们放开量使劲吃，不够了再去要……但是在一桌饭菜面前，荷花几乎没动筷子，我问她是不是不爱吃，她摇头。荷花的姐姐悄悄告诉我，荷花是不敢多吃，她怕吃多了我就不要她了……
我听了直想掉眼泪。
当然，最终我也没有留下她，她跟着她的父亲很失望地回去了。临行前，我跟她做了一次深谈，那是一次推心置腹的沉重谈话，我让她好好学习，做个有志气的姑娘，出山的路有千条万条，靠自己的实力走出大山是最实际、最有出息的一条。小孩子哭了，她说她知道。
送一家人上了返回佛坪的长途汽车，老何背上曾经装满山货的背篓装满了城里的物件，送来了土产，背回了城市文明和精神冲击，这冲击对山中女孩的猛烈和不可抗拒却是我当时没想到的。
老县城、三官庙是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常有新闻、艺术界的朋友光顾，从他们的嘴里，我时常听到何家的信息。安康的女作家张虹，有感于荷花和我的情谊，写过一篇散文；兴平的一个摄影家特意给我寄来一张三官庙小桥流水的照片，照片中举着山花过小桥的竟然是何家的几个孩子，为首的便是荷花，她穿着我送她的红衣服，笑嘻嘻地跑在最前面……
这些山里人以自我的生存型人格，以自身的贫困与闭塞为代价，为城市保留了一片让人寻觅的风景，保留了一片恬静和原始，我们走进深山在感叹回归大自然的同时，大概没有想过这些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远离现代文明的纯朴山民。
走出去的可称回归，没有走出去的呢？
因为关注大熊猫保护的事情，我常去三官庙，每回进山，人尚未到达，消息就先传了进去，于是荷花和她的母亲早早就在半路上迎着了。不久前又去那里，山道上不见了荷花和她的母亲，直至村口，才见两个牧童执棍相嬉，我大声喊：“你们把荷花给我叫来！”牧童见了我并不招呼，撒腿就跑，连牛也不顾了。
一会儿，何庆富和他的老婆一前一后到保护站来了。荷花母亲见了我，哇地一声捂了嘴，老何也蹲在墙角一脸灰暗。许久，何庆富说，那娃儿没福，害红斑狼疮死了。
我问，没去医院？
父亲说，去了，花了近一千块钱。
我说，没有效果？
母亲说，山太深，出一趟山很是不容易。
他们也找过我，我在国外，无法联系。那母亲说，荷花从西安回来后就死命读书，成绩在全校考第一，她说要凭这个走出大山。高小她考上了大鼓坪小学，初中又考进了药坝中学，成绩一直遥遥领先。山里的女孩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三官庙至药坝，出山的路她已经走了大半，终是没能走出去……
一想起这个山里的小姑娘，我的心里就满是酸涩，一个朴素的山村小孩能立下出幽谷、迁乔木的大志，其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或许她在山中嫁人、生子、持家，如她的母亲一样平凡度过一生未尝不是好事，她偏偏与我相遇，又去了西安，引出这许多梦幻，许多伤情，想来是一种无缘。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害了她。
也有从山外走进来的，同样来得义无反顾。
那是汪汪的妈妈，老县城村的民办女教师——李芹英。我常常感到这个瘦小女人的不容易，她的家原本在山外的平原，为了爱情来到这山的深处，成为了老张家的儿媳。老县城里，最烂的草房就是她的家，最小的孩子就是她的儿子。我初到老县城，她让丈夫给我送来了一小袋云豆，让我煮粥吃。那丈夫进了门无甚言语，只是笑。我一直不明白，她那个简陋的、一无长物的家里怎的竟容纳了爱情，容纳了清苦的山中岁月。米面的夫妻，夫唱妇随的平淡日月，成为了古城里的一段佳话，成为了外来人极想探讨的一个谜。她有文化，有着教师的资格，教授着村里的小孩子，承担着村里文化的启蒙。老县城小学一二三年级同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教室很漂亮，是希望小学，但桌椅很破旧，城里人帮着修了房舍却忘记了桌椅，孩子们就趴在那高高低低的旧桌上算１＋１＝２。教书之外她还要种地管家，每个月，她应该从乡里领到１５０元补贴，却常常不能兑现。贫穷使她尴尬，使她的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她不止一次地跟我提起，能不能将她的“民办”改成“公办”，她知道这是“破格”，但她实在是盼望，这样可以让她的负担轻一些。我想起了湖北作家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想起了江南山村小学那些“民办”转正的艰难，不是她一个，牵扯到一批。
我问她到山里落户后不后悔，她笑笑说，不。
她的丈夫张小壮是个很英俊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的白净清瘦，我跟周围的人说，这个张小壮，从哪儿看都不像个农民，但他偏偏就是个农民，不折不扣的农民。李芹英与张小壮是在山外认识的，那时张小壮在外头读高中，他们是同学。小壮人朴实本分，有艺术气质，博得了李姑娘的芳心，后来张小壮考上了西安美术学院，决心要当画家。李芹英为支持张小壮的学习，主动来到山里，成为张家的媳妇。学美术要大量经费，张小壮的经济实力达不到，他的双脚由艺术家的彩云而落到实处，于是退学回家，在山村与妻子一起过起了小日子。
也是一种不错的很实际的活法。《天仙配》里的牛郎也不一定非得美术学院毕业。
有电视台的记者到老县城来，报道了女教师和她的丈夫，在山外引起轰动，城里人想的是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里的瓦尔瓦拉．瓦西里耶夫娜，殊不知，跟那文雅细腻的外国女教师相比，咱们的乡村女教师在地里抡大锄的情景是多么的惨烈悲壮，多么的让人不可思议。
电视上演了女教师的情景，保护站的王培毅教导她说，现在外面报道了你，你的名气大了，各方面得注意呢，要谦虚谨慎，别以为自己了不起……
女教师垂着眼睛说，是。
我想这个王培毅，你以为你是谁，管好你的大熊猫就是了，你教导人家女教师算怎么档子事。但是山里的事不像山外头分得那么清楚，有了问题谁都可以发表看法，谁都可以成为教训你的大爷。
事后我和王培毅交换看法，老王说，我是看山外的女子在山里很不容易，很可怜，叫来了电视台的人拍她，想的是外头有影响了能给女子转个正，谁想拍了，播放了，却没解决实际问题，到现在还是个民办的。不管怎么说，老王还是出自好心。
说及老县城的脱贫，有两个人至今为老百姓念及，就是前西安的副市长卢建国和农科院的研究员张正。
１９８９年８月２１日，卢建国带着西安市的一些部局级干部和各县的一把手一共５４人，从厚畛子攀山步行２０多公里到老县城来访贫问苦。那时候的路还是羊肠小道，层峦叠嶂，道路盘曲，走得艰苦而卓绝。老县城隐在深山，是距离西安市最远最偏僻的村落，也是吃返销粮最多的村落。５４个干部进了村，自带着粮食，分住在各家，市长是让大家充分体会一下什么是穷。我至今非常敬重这位大姐，当年她到老县城的年龄就是我现在的年龄，现在坐车还嫌路难的情况下，我不能想象她是怎么走进老县城的，换了我大概不行。
那时候老县城的生产力延续着清朝的水平，使用的种子是从爷爷的爷爷手里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写到这儿我想到了今年到台湾南部少数民族排湾族的部落采访，看到他们在收割谷子，那谷穗有一根手指长，粒小得针尖一样，真可称为“小米”了。我问他们这是什么品种，他们说没有品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种。小米已经退化成狗尾巴草了，还在留待明年耕种，维持着一种传统，维持着越来越低下的收成。老县城也是如此，长期种植的小麦是洋麦，杆长穗小，当年撒种当年收割，麦黑而散，蒸出的馍馍吃起来粘牙。山里的粮食种得粗，小麦不分行，乱撒种，种５０斤，打１００斤。玉米的品种叫“野鸡爪”，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种，高不到１米，离地不到２０公分就结出了棒子，一个棒子有鸡蛋大，上面只有５０来颗玉米粒，所有粮食在内，人均年产量不到２００公斤，是个穷得不能再穷的小山村了。
卢建国回西安以后，派了农、林、畜三个方面三名科技人员，从根上解决老县城吃饭问题。张正就是其中一员干将。张正是１９６６年西北农林大学土壤农化系的毕业生，西安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受政府之托，在市长考察之后半个月就来到了老县城，改造这里的土壤和粮食。这大概是自老县城有史以来进入这个地区的科技第一人，他的工作，使老县城的农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正的做法是依靠科技提高粮食产量，选用良种，搞地膜玉米。第一步做法是用“温饱工程”的款项，买了７００公斤“酒单２号”玉米种，买了地膜、化肥，在老县城种了１２０亩试验田。１２０亩地不负众望，头一年就结了大玉米棒子，亩产达到了８００公斤。老百姓乐疯了，热热闹闹地耍了一场社火。村西的牛启玉老汉说，我活了６０多岁，从没看到过这么大的包谷坨坨。
接下来是改良小麦，“神农７号、８号、１０号”、“秦麦９号”、“陕８００３”、“陕２２９”都试验过，最后定下来最适合老县城气候土壤的“８６９２”，这个品种冬性强，不容易冻死。
到了１９９１年，老县城的粮食产量是１０万公斤，乡亲们可以放开肚子吃饭了，这是以前做梦也没想到的事。而后是引进种猪，改变老县城的土种黑猪，引进山羊，交给孙、冯两家喂养；油葵、日本南瓜、大白菜、黄瓜、各种豆子，包括日本大云豆相继进入了老县城，仅１９９６、１９９７、１９９８三年，引进的蔬菜就不下５０种，张正们决心要在老县城办个“农业科技示范园”……
按说一切设计得都很好，却好像在哪个环节上没接续好。我在老县城没见过什么日本南瓜和大云豆，也没见过黄瓜，可能是不适合在这儿生长，５０种菜就见到豆角和小白菜、大萝卜，许是我孤陋寡闻。羊死完卖完吃完，再没有发展，其他人对此好像没有兴趣。张正们留下的城东那片薄荷地荒着，寻薄荷得拨开蒿草……我问过当地人，怎的不把薄荷种下去，他们说卖不上价。
利用写作的休息，我到西安未央区张正的家里，拜访了这位于老县城有功的科技工作者。张正已经退休，微胖，气色很好，他说他有糖尿病。张正至今对老县城情有独钟，说他现在还有精力，还想为老县城再干点什么。我说老县城的人现在还记得他，在老县城的发展史上，他应该有重重的一笔。老张很激动，他说，我们在老县城，依靠科学种田，一年粮食翻番，两年人均产量过千，１９８８年粮食产量是４万公斤，１９９０年是８万公斤，１９９１年是１０万公斤，一年比一年好。问及老县城现今使用的种子型号，我说特意问过他们的镇书记，种子是年年换的，老县城人在科学头脑上已经不那么闭塞了。老张说这好，他最担心老百姓把种子年复一年地使用，他还心疼他那块薄荷地，他认为价格再怎么低，也要坚持下去，市场价格一年一变……张正说，农民的眼光有时候看得太近，做什么都要马上见效果，只肯走一步，不愿意多迈几步，多迈了就认为不合算，小钱看不上，大钱挣不来，得让人推着走。他还给我讲了他朋友的一件事，那位朋友为了帮助村里的人增加经济收入，自己掏腰包买了６只蓝狐，用笼装了运到老县城，让农民饲养，随蓝狐而来的还有鸡和钱，那朋友告诉农民，鸡吃完了用钱买，保证狐狸的饮食，这是经济价值很高的东西，要让它的毛色光滑明亮。如果老县城适合它们生长，下一步可以大量引进，办饲养场。过些日子，张正的朋友到村里来看狐狸，他的那些狐狸一只只灰头灰脑，在喝包谷糊糊，说是鸡都死了……
把个狐狸当狗养了。
引进来的种猪命运也不好，山村的猪跟种猪配一次要交１００元，农民哪里舍得这笔钱，算了吧，自个儿的猪跟自个儿配也没甚不方便，所以到今天，老县城的猪还是“连窝子”，连牛也是“连窝子”。相隔２０公里的厚畛子都引进了新种“秦川牛”，一年便可以长成一头大牛，但老县城的人不买账，他们就认山窝里的土牛，土牛又瘦又小，几年也长不上个儿。农民说，牛就是个牛么，让它慢慢儿长，急甚哩。
类似的事在佛坪保护区也时有出现。１９８５年我到佛坪，保护区为了提高区内老百姓经济收入，无偿地给老乡赠送山茱萸苗木，指导他们发展经济，以改善生活水平。山茱萸树又叫枣皮树，产的果实山萸肉是名贵中药，可以温中、止痛。８０年代末一斤山茱萸收购价达到十几元，很多农民借此发了一把。商品的价格从来是波浪式起伏的，没有哪种商品长涨不衰，火箭似的，勇猛攀升。一度，山茱萸的价格跌了下来，有的农民就沉不住气了，将山萸树全部砍完，当柴烧了。最近，山萸肉的价格又升了上去，砍树的现栽树却是来不及了，就埋怨自己倒霉，埋怨命不好。都说性格决定命运，什么决定性格呢，你的见识水平就决定性格。怪谁呢，怪自己。
保护区鼓励大鼓坪某个农民种西洋参，将他送出去到汉中留坝县学习种植技术，学成归来，很是轰轰烈烈了一阵子，但是头一年没经验，一个子儿没收，第二年你倒是总结经验接着干哪，他不干了，他把剩下的西洋参都炖肉吃了，再不种了。那么多参都吃到肚子里，不知吃出了一种怎样的效果，让人惦记。
为发展养猪，保护区给山里送来了种猪，为的是改良山区土猪品种，增加收入。山区老乡卖猪娃从来没有随行就市一说，第一年卖是２块钱１斤，以后就永远２块钱１斤，山外已经几毛钱１斤了，他们还咬定２块钱不松嘴，理由是从前就是２块钱。山里养了一大群小猪崽卖不出去，就说保护区的算计不准确，让他们没占什么便宜，于是把种猪骟了，以保证母猪不再生养。
倒也干脆利落。
扶贫是必要的，有人说，不能单纯给钱给粮，要教给他们致富的办法，才是最根本的。事实说明，办法再好，关键还在于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提高道德修养，要开阔眼界，让动力从他们内心爆发，冲破农民的狭隘观念，让思路走出这崇山峻岭，这才是最最关键的。文化素质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甚至不是一代人的事情，如同植树一样，它能成荫，必须经历无数个春夏秋冬，不断的改变，不断的完善，最终才能风雨无摧，才能成为栋梁之材。在厚畛子的镇委会上，我将这个看法郑重提出，书记刘武洲说这正是他们的工作目标，是他们这一届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山里的教育要从孩子抓起，要提高文化素质，搞素质教育，不是人要走出大山，是我们的目光想法要走出大山。
人在寻找命运，命运也在寻找人。生活就是顺着这个圆周进行的。
毕竟山里人是质朴的，他们虽然没有将张正的新科技全部接受，但是他们热爱着他们的市长，尊敬着他们的张正，几乎所有的家庭，堂屋的正中都贴着“天地君亲师”字样，一年一换，体现着山里人对自然，对祖先，对亲人和师长的敬重，这是中华民族对于传统的尊重，对于环境和人情的珍惜，这其中当然包括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变化的值得他们永远记住的人。
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尽管陈旧，却还保留着，还不自觉地遵守着，轻易不肯丢掉，不肯改变，我们不能强迫，我们必须越过眼前这道山梁，朝远处看。中国有老话说，“衣食足而知礼义”，这“礼义”不光指的是礼节、道义，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见识和修养。让人欣喜的是大家都在朝这方面努力着，艰难地努力着，厚畛子镇的领导们保证，所辖区内凡是上小学交不起学费的，政府给想办法解决，当然也包括老县城那块偏僻土壤。这使我对这个新组成的镇领导班子充满了信任和期望。我们有些文学作品将基层领导班子写得愚昧无能，贪婪独断，影响了一批读者，以为基层干部就是如此。我刚下来时也抱着这种观点，对乡镇一级干部保持距离，用审视的目光将他们一遍遍扫描，后来得出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结论：好的是大多数。
正是有了这些连接党和群众的基层干部，我们的事业才兴旺发达。最近，厚畛子镇政府从山外买了６０万株树苗，其中有４０万山萸苗，２０万花椒苗，装树苗的集装箱大卡车半夜１２点开进镇政府，全体干部连夜卸车，连夜发放，通知不到的就给群众背到家，送到家，终于在凌晨３点，将最后一批树苗送出院子。之所以这样急是为了赶春雨，结果树苗栽上没两天就下了雨，成活率达到了９０％。镇上通过关系，又和同仁堂集团公司挂上了钩，保证将来山萸肉的收购，老县城在逐渐摆脱观念上的羁绊，摆脱传统的束缚，向着明天迈进。
摘自：中国作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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