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县城 ---
我坐着动物保护站的越野车去老县城，车是“尼桑”，外国人赞助的，性能极好，这样的车国内几个大熊猫保护区都有，绿色车体上喷着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ＷＦ的标志——大熊猫，我管这样的车叫“熊猫车”，一看那黑白的图案，就感到亲切，就想招手。老县城的熊猫车上没有图案，也没挂车牌子，保护区主任王培毅的说法很直接，咱们不上西安，也不去北京，在深山里钻来钻去，要甚牌子，老林子里也没警察。他说得对，挂个车牌得好几千，挂了也是白搭，那些１２３４５在这儿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就成了黑车，野车。

现在野车的后车斗里搁着我的行李，一个小小的铺盖卷，还有一台过了时的手提电脑，功能也就是个打字机。旅行兜里装满了书，大部分是有关动植物的，跟文学没一点儿关系。我想，在老县城长住，除了钻树林子之外就只有看书了，不要指望在那儿能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路过厚畛子镇，在政府吃了饭，很实惠的一大碗扯面，离开的时候书记刘武洲将镇上的一台彩电给我装在车后头，他说他会常上去看我，我有什么需求就让人捎话下来。我注意到了刘武洲用的词是“捎”，也就是说老县城村和镇政府的联系采取的还是千余年前的老办法：“驿传”。有事得跑四十里山路，翻秦岭大梁，两个地区的联络，连电话也没有。我打开手机，屏幕上明确显示没有信号，这里的山太深了，那更深的老县城在通讯上同样是一片真空。

出了厚畛子镇政府，便成了土路，道路愈发艰难，风景愈发漂亮。道路一路盘上，缺规少矩，跟自由的山民一样，想怎么拐就怎么拐，想怎么甩就怎么甩，在车里的感觉似坐游乐场的过山车，忽悠忽悠，不能自主。开车的叫何麦成，是越南战场上下来的汽车兵，也是保护站的站长，一身的迷彩服，野性十足。何麦成把山场当战场，自誉“没有上不去的山，没有过不去的河。”一番豪言壮语，让坐车的胆战心惊，想得出那越南战场也不过如此了。

我说，这路一定是农民自己集资修的，充满了农民的品位。

保护局的王主任眼一瞪说，是我们掏钱修的！

我不敢再说什么，怕的是他们把我撂下车，前不着村，后不挨店，这深山老林里，我就惨透了。

连抡带甩攀上秦岭大梁，就算进了老县城保护区，界上有门，门旁有碑，刻着“秦岭界”的字样，汉白玉石头红漆字，很庄严，就像是国际间的界碑，有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模样。碑下是中国南北的分界线，北边属黄河流域，南边属长江流域，人说在梁顶上尿泡尿，一半流入黄河，一半流入长江。

从梁顶向南看，就看见了老县城村，很平坦的一大块船形盆地，船尾嵌着一座四方的石头古城，数株大松树高高地挺立着，桅杆一样夺人眼目。夕阳中几缕轻烟由城中升起，远远地传出两声犬吠，一帮孩子由小学校飞出，大黄牛脖子挂着铃，叮儿当儿地回家了。“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这番景色，立时地让人着了迷。

在傥骆道上，北来周至，南去汉中，老县城居中间，是人员往复的必经之处。可以这么说，这座城自建成以来，这城这山就和人血肉相连，人们世世代代的情感、思想、希望和悲伤，都在这片山水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铭记在每块城砖里。

老县城始建于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年代并不久远，原名“佛爷坪”，据说在地里出土了两尊石佛，后简化叫佛坪。咸丰元年记载，“坪以佛名，志实也。”我第一次见到那两尊佛是９０年代初，当时它们歪斜在农田里，头刚被人盗走，由此让我想到了在这里被用大刀片削去脑袋的两任县太爷，有些触目惊心。一农民看我围着佛像转圈，告诉我，佛脑袋丢了是前两天的事，也不知让哪个敲跑了。他不解地说，要那石头蛋蛋子做啥，沉沉儿的。说话的农民掂着镢，刚挖洋芋回来，一腿的泥，神情很平淡。我再看佛像的脖颈，果然是新茬，料是不久的事情，于是很痛心，于是就责备老县城的农民守不住自己的家业，家门口的东西硬让人偷了，也没人报案。

两尊没头的石像，一文一武，文的着圆领官袍，系玉带，武的披盔甲，蹬战靴。叫佛坪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释、道、儒，老百姓不管谁跟谁，统统是佛爷。我给两尊像照了相，拿去请教懂服装史的人，那人说衣饰界乎唐宋之间。这一说就扯得远了，把老县城的文化文明一下提了上千年。

老县城叫县是民国以后的事，再早叫厅，佛坪厅。

佛坪厅属于散厅，隶属于汉中府，之所以在这深山老林设厅，是因为“傥骆道山程七百余里，中间并无州县……复岗迭岭，径路崎岖，地方官遇命盗重案，报验往返，动辄经旬半月，实有鞭长莫及之势。”在傥骆道上建厅，不但于道路的通畅有益，且“山南边腹，防维胥立，宵小不敢生心。老林开辟之后，山地即堪耕凿，流民易为土著，一方永宁矣。”（清嘉庆十八年《汉中府志》）这就是清政府要在佛坪建厅的初衷了。

中国的城池建筑体现了中国人完全封闭的思维模式，“城池”，城为墙，池为水，一座高大的墙不够，还要配上一条护城河，为的是“固若金汤”，想的是城内的安全，哪管他外面八方风雨，地覆天翻，只要保护住内里的安堵如故，政权的名分就是存在了。这也是中国人的独特思维，这一地域哪怕都被敌方占据了，只要城还在，人们的精神就还在，就不能说是败。城丢了，脸也就丢了，外头地盘占得再多也不算数。

走近老县城，便看出了城的结实，我拍击着由数万块巨大卵石砌就的城墙，望着城门上石刻的匾额，一种敬畏油然而生。组成城门的大块城砖，每块上面都刻着“道光五年造佛坪厅城砖”字样，砖体细腻，击之铮铮有金属声。有游人来此，便扒那砖，将个城门抠得惨不忍睹，露出了城的内胆，用三合土夯就的实心。城东西长４２７米，南北宽２３５米，周长１３１８米，城墙高７米，墙顶宽４米，很是雄伟壮观。这座城从动意修建到筑成，先后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我想象不来这样大的工程在这样短的时间是如何完成的，仅这些外围的大石和夯土就让人不可思议。看了一个材料说是“军民共建”，颇为辛苦。“城中居民负土石，城上畚锸卒伍操。”“万夫喧喧不停杵，杵声丁丁惊后土……天寒日短工役急，白棒诃责如风雨。”“筑城处，千人万人齐把杵……力尽不得抛杵声，杵声未尽人皆死。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土。”一时我的脑海里不知从哪儿冒出一些筑城的诗句，断断续续，连不成章，老县城的修筑，想必与诗中的情景是相差无几的。

这座高墙深池，劲坚不摧的石头城，成为傥骆道上扼地的咽喉，防范的堡垒。

城１８２５年建成，从第一任同知浙江人景梁曾上任，到１９２５年最后一任县太爷安徽人吴其昌将其抛弃，不多不少，前后整整一百年。

有人说这是定数。
有人说是老县城跑了风水。
紫云横亘的城，从哪里“跑了风水”呢？

１９９７年，我因创作北京古建工人生活的长篇小说《全家福》，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跟故宫博物院古建队的老师傅们学到不少中国建筑的讲究，其中很多是建筑风水的规制。记得当时专门搞古建研究的黄希明先生陪着我在故宫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转，建筑中的堂奥，经他点破便让人体味到了天人合一的匠心独运，体味到了中国人智慧的内涵。比如太和殿前那条金水河，它并不是简单地横陈于殿的南面，而是由西北往东南地斜穿，看起来有点莫名其妙，想的是当初这儿就有条河，就其势而用之罢了。但仍想不明白，偌大皇家，连御水河都修了，怎就能容得一条斜水在自家院子里流淌。经专家点拨才明白，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大多自西北流向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紫禁城金水河由故宫西北角乾方天门导入南下，流至东南巽位出宫，应了天地自然的数术。我当时对这些很着迷，写完《全家福》接着写了《不知何事萦怀抱》的中篇，通篇说的是关于城池的建筑风水，深感其中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密，透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现在面对老县城这座死城，我总觉得应该找出什么规律，窥出什么奥秘，寻找出它败落的原因。

系水因山，象天法地，老县城在选址时还是很讲究的。从建设看，城池规整，三座城门，西为丰乐，东为景阳，南为延薰；门上有谯楼，城上有垛堞，有瓮城（二道门），有马道，坚固而完整。从形胜看，整座城北倚秦岭大梁，如一把舒服的罗圈椅，阳光充裕，清风习习；南襟漫漫群山，薄雾溟溟，山紫水明；左拥太白，右揽农田，阴阳序次，风雨时至，物备而乐成。中国文化向来具有方向性和空间感，生者南向，死者北首，老县城的衙门坐北朝南，衙门口直对着延薰门，门外一条护城河，连着四眼灵泉，河里长满菖蒲花，山坡圆润，嫩草如丝，景致简直就是一幅画。

城小但建制齐全，西有接官亭、演武场，东有书院、义仓、文庙、社稷坛、先农坛。城里城外大大小小的庙宇有十数个之多，辨得出遗址，有碑留存的有文庙、佛爷庙、火神庙、关帝庙、城隍庙、土地庙、龙王庙……

我转得最多的是城隍庙，它位于东门外两百米路北的地方，修建于道光七年，光绪二十二年重修过。纪录上这里应该有影壁，有戏楼，现在给人的印象是荒凉破败、脏烂纷乱，无处下脚。两侧东倒西歪的东西庑殿，没了门窗，考究的雕花屋瓦下卧着几头庞大的黄牛。正殿坍塌殆尽，空留一片石阶十余柱础四棵紫柏。老柏高耸入云，“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端的是看遍尘寰，历尽沧桑了。树下有石碑，有虎头钮四穿古钟，钟上铸着吉祥的话语和善男信女们的捐赠，其中包括那位建城的同知景梁曾。

我说老旧的庑殿应该抢救。
有人问怎么抢救？
我说，牛搬家，腾房，加固，将内里的壁画描出来。
那人说，钱由哪儿出？

我一下哑了，是啊，穷乡僻壤的上哪里找钱去修庙……让周至县出钱怎么张得开嘴。

那人说，牛在里头农民怕压死他的牛，还操心着管管房，您今天把牛牵走，这房明天就塌了。就这样吧，叶书记。

我觉得，城隍庙遗址和其它老建筑相比还算完整，应该给它以关照，塌了再盖总不是原物。后来到汉中，见到了编撰佛坪县志的老学究郭鹏先生，郭先生是师大中文系毕业，眼下在汉中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任，出过不少书，八十年代初期，带人考察过老县城的文物古迹。郭先生听了我的想法笑了，他说，这个城隍庙啊，从根上来说，它盖得就不是地方，作为一城之主的城隍老爷，他怎么就出了城呢！

郭先生说他写过一首谈老县城城隍庙的诗：
城隍老爷居城外，斯城哪得不破败。
在位既应忠职守，徒受香火今安在！

城隍论职能是守城之神，无论城大城小，城内都有城隍。跟官员的级别一样，城隍也有都城隍、府城隍、县城隍等等，享受的待遇也不一样。一般城隍庙建在城里偏西的方位，是这一地方最热闹的商业所在，是市民活动的中心，庙前店铺饭肆，栉比鳞次，红男绿女穿梭其中，拜城隍，求得心灵的安慰，买东西，有了物质的享受。这样一来，人们心中的城隍老爷便与其它的神有了不同，似乎更具亲民性，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他更像个人，而不是神。谁家有了难事，谁跟谁有了纠纷，到城隍老爷跟前去断理，去祷告一番很方便，见城隍比见官容易。京剧传统剧目有出很有名的鬼戏，叫《乌盆记》，说的是南阳缎商刘世昌结账回家，行至定远县，借住烧窑的赵大家。赵大见财起意，将刘毒死，将其尸烧成乌盆。鞋工张别古向赵大索要欠资，赵将盆抵账。张别古得了乌盆，走到半路，盆忽然说起话来，尽诉冤屈，张老汉捧着盆先到城隍庙去论理，他许愿给城隍老爷送一个猪头三棵大白菜，后来见城隍镇不住鬼魂又悔约，“没有猪头也没有三棵大白菜。”整个一个拿城隍开涮……

我小的时候听母亲讲过一个城隍老爷的故事，说有个打烧饼的小媳妇，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和面做烧饼，天亮让她的男人担着担子出去卖（这种生活方式很像《水浒传》里的潘金莲和武大郎）。有一天，小媳妇正在和面，进来一个魁梧的汉子，留着三缕胡须，面色白润，穿着也很鲜亮。汉子说是来买烧饼的，小媳妇说还没有做好，汉子说他可以等，就等，等待中汉子开始用言语挑逗小媳妇，并且动手动脚了。小媳妇恼了，回身就是一擀面杖，打在汉子的肩膀上，汉子跑了。小媳妇一边打烧饼一边纳闷，觉得汉子眼熟，又想不起是谁。丈夫起来，把这事跟丈夫学说，丈夫说莫不是隔壁城隍庙里的老爷？两人赶紧到城隍庙里去看，看见龛上的城隍老爷肩膀上白面依然，旁边的城隍奶奶是一脸的不高兴。小两口吓得回家，赶紧端来一盘子大烧饼给城隍老爷供了，不住地给老爷陪不是。这已经不是和神的沟通，完全是邻里间的交往了。

我住在老县城内的动物保护站，二层小楼，外表镶着澡堂一样的白瓷砖，是９０年代刚刚富裕起来的农民的理想装潢，跟整个古旧老城青砖灰瓦的气氛极不和谐。

保护站建在城内东南，紧靠城墙，地基受到地下水的浸泡，往上翻浆，不得不挖沟排水。城外往西不远就是四眼灵泉，现在两眼堵塞，存两眼仍清澈甘甜，有石条围护，是城里百姓的水源。灵泉干旱不竭，汛涝不溢，细观泉底，有细沙翻涌，据说数十年前泉水喷若珠玑，嗡嗡有声，很是神奇。这是一条宽阔的水脉，自东向西，与都督门的泗郎泉相接。保护站选址正选在它的上面，大概是没有考察老县城的建筑史。

路北有１．４米厚的完整大影壁，系文庙所特有，影壁背后有一组建筑群，有两个半月形的城池，是中国文庙的规范建制。池东有德配天地坊，池西有道观古今坊，中为棂星门。大成殿和那些崇圣祠、名宦乡贤祠已经夷为平地，两个活泼可爱的石狮狗儿一般地伏在石牌楼两侧，挤眉弄眼，缩鼻噘嘴，造型的生动显出了山里石匠对山野生物的情感，不受约束的艺术个性和心性的自由发挥。我每回从这两个小狮子跟前过，都忍不住要摸摸它们，想的是说不定哪一天，它们会跑起来，在我脚下盘来绕去。

柏树下立着高大完整的碑，躺着三龙戏珠的大石条，大概是大成殿台阶前的物件，三条龙和一颗火珠滚成一个蛋，这样的图案我是首次见到，凡是看到这块石刻的朋友都要问：“怎么会是三条龙，不是两条或九条？”

当地说法，这块船形平地周围的山上盘踞着三条龙，西方是水龙，南方是火龙，东南是风龙，三条龙不和，都想称王称霸，经常争执、打仗。它们一打就喷水喷火刮大风，把老百姓搞得苦不堪言。百姓的怨声冲上天廷，上天就派降龙罗汉来收伏孽龙。罗汉来到佛坪，在河滩里寻了一颗圆圆的鹅卵石，对正斗得不可开交的三条龙说，你们听着，我这儿有一颗水晶宝珠，你们谁能咬住它，谁就是王，谁就说了算。说着罗汉将手里的球抛向空中，只见一个亮闪闪的球儿在半空旋转飞舞，滴溜溜射出五彩光芒。三条龙同时扑将过去，追咬那球儿。它们围着球儿辗转腾挪，好一番折腾，怎么也将球叼不到嘴里去。龙是争强好胜的角色，谁也不肯善罢甘休，那情景就跟世界杯足球赛似的，为一个球，争得紧张激烈，各不相让。天亮了，霞光一起，三条龙和那珠子一起被印在西边的石崖上，后来这里建城修文庙，人们就把那块崖凿下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石刻。

老县城南门外山坡上有质地优良的汉白玉矿，所以这里的汉白玉构件就非常多，城内外碑碣遍地，刻花的石条、石墩、石础不计其数。城的基石，老百姓的台阶、柱础，包括猪槽全是汉白玉，辉煌得不行，富贵得不行，也没见那些用白玉槽吃食的猪吃出怎样的斯文来。正如修了文庙，也并未在这深山老林培养出什么“奇伟之士”，“济世之才”；甚至就连文庙石碑上退一步而说的“即守其所学，而修于乡，亦不失为醇谨之儒，正直之士”也如凤毛麟角，少得可怜。光绪年间的一位同知刘老爷曾叹道：“佛坪为周洋地，考旧制科目无人。自咸丰三年设学至今，仍缺如，岂天独啬此方隅耶？”

毕竟陈鸿恩们的名字在文庙前的大影壁上张扬过，毕竟他们在这儿的文化水平是最高的，他们不但在老县城的历史纪录上留下了姓名，还在城垣的东侧留下了三层的石头焚字楼，上面“惜字凭心地，读书见性天”的工整对联，让我们至今感悟到他们苦读的艰辛和对文化的崇敬，感悟到他们受制于地域的无奈和沉寂于深山的不甘，挣扎着走出傥骆道却又走不出。

“昔日金阶白玉堂，即今惟见青松在。”那些人是走得远了。我站在荒凉寂寞的焚字楼前，凭吊着百年前消失在这里的文明，一种难以说清的感触激荡着胸臆。草杂今古色，岩留冬夏霜，百年之后，我们将给这个地方留下些什么……

城中间坐北朝南是县衙，严格说应该叫同知署，是这一地域的政治经济中心。

同知署由大堂、二堂、三堂组成，二堂有“恕德堂”匾，有暖阁，是大老爷歇息之处。现在，三座堂连同左右厢房都不见踪影，被村民张德修家的瓦屋所覆盖，只有原县衙门口的大圆石鼓，雕刻得细腻精致，风风雨雨中没有多少改变，还静静地呆立着，看了多少进进出出，看了多少喜怒哀乐，看了多少风云变幻，不言语，不表现，统统吞进它那圆圆的大肚里，浓缩成坚硬。

值得一提的是同知署右边的司狱署，司狱署的职责等同于现在的公安局兼监狱。“公安局”已经变成平地，牛拉着犁在上面正一趟一趟地走，两株高大紫柏罩护着一圈断墙，墙上生出几株面目狰狞的棘藜，有白塑料袋挂在上面，风一吹，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哭诉，也像在呻吟。

这就是监狱了。

《易经》对狱的解释是“泽上有风，山下有火。”火烧山下，风起大泽，是悖逆与困顿的征兆。“囚”字为口，守人此其像也，又叫“笼鸟”、“槛猿”，方方四堵墙，把人困在其中，死相也。中国最有名的囚徒是骆宾王，他因触忤武后，被关押牢狱，作了《咏蝉》、《咏萤火》许多诗，“圜扉长寂寂，疏网尚恢恢”，“无人信高洁，谁为表寸心”，成为千古绝唱。悲苦、辛酸、追悔、愤懑，是蹲监狱人的主导心态。我在老县城住得时间不短，却很少来这里，总感到脚下的土和这围墙不够清静。我坚信，监狱围墙的倒塌不是因岁月的摧毁，而是怨气的冲击。

老县城监狱被当地人称作“天狱”。

天狱，天杀之狱也。

就是说齐齐整整的四堵墙，没有门也没有窗，人犯、物品出入，一律用吊杆从高墙上吊运，构思可谓奇特。为防止犯人逃跑，两层砖墙中间灌满流沙，想挖洞越狱吗，好，你就挖吧，挖一点儿沙子流一点儿，你永远挖不开。我佩服造狱人的灵活思路、险恶用心，谁发明设计的，不知道，老县城的谜太多，正如东门外启出的数具古代尸骨，具具脑袋上被钉了大铁钉子一样，一代一代地说不清了。

怀念过去，是只有人才具备的特性。哲学家说，世界的生物中，只有人才具有时间的纵向观念，其它的所有动物都只活在“现在的一瞬间”。人发现了时间的纵向概念，并且把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为了让后代记住“现在”，我们的祖先最传统的办法是刻碑纪念。看得出，老县城的旧人是爱刻碑的，这大概和城外的汉白玉矿有关系。小小的厅城，百年的历史，竟然刻了几十幢碑。随着城的破败，这些碑也被拉扯到各处，派了各样用场。城东关农民孙志治门前的流水渠上有“皇清永垂不朽”，孙志舜门口有“修城垣”，西关村民陈启智的猪栏门是“生员免丁粮条例”，西门外的场房门墙下歪着“公立义举”……而看不到的建筑于房基之下，围墙之底，牛棚之侧，水沟之阴，不计其数。块大的、齐整的命运最惨，或被挖作猪槽，或被改为捶臼，老百姓挑选的都是上好的碑材，他们选择的是石质和造型，不是上面的文字。文庙旁边有“敬惜字纸”的焚字楼，却没有“敬惜字碑”的驻碑亭。

遗憾了。

１９９９年周至县在老县城成立了文管所，２００１年被上报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管所的人来了，没地方办公，就借住在希望小学，办公条件艰苦简陋，看着让人心疼。为了收集那些散落在各个角落的碑刻他们不得不吭哧吭哧地自己动手。城内外的三十几块碑石很快被他们收拢起来，竖在文庙的庭院里，齐刷刷的两大排，颇有烈士陵园的派头。碑的内容非常之杂，创建义学的、修戏楼的、修庙的、捐地的，还有一通大胡子县长孙培经亲自撰写的《重修佛坪县衙署记》，那署记整个是一篇会议纪录，谁说什么，谁干什么，谁表现怎么样，记得清清楚楚。

七月的一天下午，天气有些闷，午睡起来，我到文庙去看文管所的人拓碑，我是想挑有价值的，让他们给我也拓几张。偏偏他们那天谁也没来，于是偌大片碑林就我一个人在转，我将那些碑按着年代一块一块地读，读着读着，一部老县城的历史就清晰地在眼前展开了，每块石碑后面仿佛都站着一群人，道光二十八年、咸丰五年、咸丰六年、民国十二年……梳长辫子的，戴眼镜穿长袍的，他们很认真地谈论着，谈论的内容都写在面前的石碑上，我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他们也看不见我，我们中间有一道碑……有鸟儿扑棱棱从头顶飞过，北面的山溪哗哗流淌，风在松柏间盘旋，时间在这里凝固了。

嗤儿——
有人在轰牛，是村里的张老汉。

牛钻进了文庙旁边的包谷地里，老汉拿着棍急赤白脸地赶。我跑过去，帮着老汉轰牛，牛很执拗，跟我们绕圈子，临出地头还忘不了回头再啃一口。我突然想到这一切可能都因为我，我穿过包谷地进入文庙的时候将地边栏杆的小门打开忘了关上，我进来了，牛也跟着进来了。老县城的地都有桦木栏杆圈着，为的是防牛和野兽糟蹋庄稼，这样一来，田野上就有了很浓郁的俄罗斯风格。有个摄影记者在这儿没完没了地拍了很多桦木栏杆照片，恨不得把这景致都搬他们家去。

那头被我们追赶过的大黄牛，昂首阔步，威风凛凛地出了西门。一泡大粪，噗地留在城门洞口，它对于刚刚发生的偷窃行为不进行任何反思，没事儿一般。

出西门往西，两边都是俄罗斯桦树栏杆，行８华里便到了都督门，都是宽敞的土路，沿路有农田，有几户零散民居。道边的土地平坦齐整，长满了杂草开满了鲜花，色彩斑斓，美极了。这些当初都是肥沃的好地，现在荒着，没人耕种。有个画家，正在河边靠山的地方盖房，说是要建个画院。他将老县城风景最秀美的地方给圈了。

傻乎乎的山里人哪……

有登山队，也要在老县城买地，还有个叫王俊的老板，买了老县城２６０亩地，１０亩拿来种草药，其余的２５０亩是一个雾团。我要来他们的协议书，上面写着要在这片地上盖多少多少小木屋，搭多少多少蒙古帐篷……我火了，你们这是干什么，土匪攻城吗？王俊说，这是别人临时草拟的一个协议，没仔细看，是为了应付用的。应付谁？应付我吗！王俊在城东那片薄荷地里向我发誓，他说他是太喜欢老县城这个地方了，他怕别人破坏它的环境，就自己掏钱，将荒地都买下来，有效期５０年，他保证，５０年后他将这２６０亩地交回来的时候，一切一定还是老样子，不会有丝毫改变。我很为他的言辞感动，握着他的手说他是知音。回来我想，５０年，他能保证５０年么，说不定到他兄弟那儿就变卦了……

唉，不知将来会出现一种什么结局，我常常的为此而担心。风景优美的地方，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遗产，过度建房进人对于“优美”是个破坏，当人满为患的时候，也就是这个地方被糟蹋够了的时候，没有谁会再理睬，没有谁会再在乎，那时候，想恢复也恢复不起来了，哭都哭不出眼泪。为了眼前利益而杀鸡取卵，搞掠夺式开发，我们在全国已经见得不少，但愿这样的悲剧不要出现在老县城。

我跟不少干部交换过看法，他们很希望外面有人能投资建设这个地方，让这里早日摆脱贫穷和闭塞。但是这个开发要有全面规划，要有专家论证，制定出方案，大家要按规矩来。保护环境是前提，这里毕竟是大熊猫栖息地，我跟县政协主席张长怀谈过，跟负责环境的副县长蔡兴瑜谈过，跟保护区的王培毅谈过，跟厚畛子镇的书记刘武洲、镇长陈叔川谈过，跟世界野生基金会的于长青谈过，跟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专家蒋志刚谈过……我平时话很少，更不是个唠叨的人，但是为了老县城的环境，我像祥林嫂一样，见谁跟谁说。好在大家在认识上没有太大分歧，好在县、镇两级政府还能把握住这块土地，开发设计规划这个月开始启动，资金４０万元已经到位，画家、王俊、登山队们也在静等规划的出台，一切慢慢踏上了正轨。

稍微松了一口气。但还是不放心。　　

出东门往东，也是一条宽敞大路，沿河有一片美丽的草地，长了许多薄荷，有个叫张正的人在这儿搞过薄荷基地，张正走了，这些痴情的薄荷就年年生，年年长，人往地边走，立即一片清凉。再往东，走不远被一条叫作塔耳河的水拦住，河水清澈见底，大石峥峥，小鱼丛丛，神仙一样的地方。山上有竹林，此地常有大熊猫出没，保护站墙上挂的一张圆脸大熊猫的相片，就是在这儿拍的。道路受河水阻挡，调头上山，翻二郎坝、攀鲁班寨、过光头山就到了大鼓坪、三官庙，也就寻到了蒸笼场、火地坝、骡马店，和袁家庄那边接上了，这就是“老林里荒废了的路”。过去这是老县城与袁家庄联结的惟一道路，是山里人使用最频繁的一条道路。

老县城是方圆百里的“城”，人口最多时是光绪八年，城里有居民两三千，守兵２５３人，境内三四万人。这里有官办的板号（售木材的商号），私人经营的店铺，城东有木场、铁场、纸厂，城南有汉白玉矿。一四七是赶场的日子，四里三乡的山民背着山货，翻山越岭，从袁家庄，从都督门，从厚畛子过来赶集。集市有大小，小市开在城里街道两侧，叫“市场”；大市开在城外人稀之处，叫“荒场”。山民们的土产有苦莜、木耳、蜂蜜、药材（以太白手儿参、党参、猪苓为多）、毛皮、木板、猴柴（烧火用柴）等，他们用这些东西换取盐米及日用所需。

熙熙攘攘的人，琳琳琅琅的货，在阳光下沿街依次排开，衬托着四周的绿水青山，真是一幅热闹兴隆的《山林赶场图》。老县城的繁荣，带动了周围村镇的发展和道路的开拓，自然保护区内几条消逝的道路，在那个时候人气鼎盛，成为秦岭山区流动着鲜活血液的血管。

追溯山民们的来历，大多是逃难、避祸、躲避追捕的外来流民，他们性冷多疑，根基浮浅，如何治理，成为当地政府一件很麻烦、很棘手的事情。杀人如麻的盗匪，在外边不能伏匿，多潜于周围深山，成为威胁老县城安全的重要隐患。秦岭山地有它自己独特的小气候，往往是山外大旱山内丰收。光绪三十四年夏天，关中大旱，山外俱无收，而山中因了地气阴森，雨水充裕，包谷、洋芋、苦莜皆相继成熟，山内外对比鲜明。所以一遇山外饥馑之年，逃难的人往往千百为群，扶老携幼，拖家带口，络绎不绝，顺着山道迤逦而来。他们夜宿祠庙山洞，荒野密林，取石支锅，拾柴造饭。遇到当地农户，便租赁土地，借粮作种，临时搭盖草棚，以蔽风雨。老林地僻潮湿，阴气过重，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收获颇为不易。颗粒无收者，亦不悲，继续前行；数年有获者，典当山地，渐次筑屋，安顿下来，改流民而成土著。

秦岭山地，永远是流民多于土著。

封建政府认为山内流民过频，不易管理，这些人动辄便纠集为伙，长铳白杆，打家劫舍，尽成劲旅，危害极大。山区政府制定政策，以安置流民为第一要务，数次招集外省流民，纳稞数金，指地立约，给其耕种，也鼓励流民开山作厂，以客民身份长期留住。康熙年间，川陕总督鄂海，令部下招徕边邑百姓，来佛坪开荒种山，以改变山民成分，一时成为山里的大事。道光二十三年，老县城建后十八年，朝廷将贵州遵义府的苗民李、吴、熊、马、王、陈六个姓氏从西南迁来老县城境内，在沙窝子地方建立苗寨。这一股“南蛮”的进入，对秦岭山地是个不小的冲击。首先从长相看，他们和关中、陕南人种就有着明显不同，苗民多是深眉大眼，短小精悍，跟高颧骨大块头、兵马俑一样的秦人差异很大。再者说话口音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他们惯捕猎，善药弩，那药弩“百发百中，中必伤人”，他们自称用的是武侯遗法，是诸葛亮传给他们的。这些少数民族，性情古朴，勤快善良，男女躬耕，自食其力，从未与当地百姓发生过事端纠纷。他们的到来，为沉闷僵硬的老县城地区增添了活力，老县城的官员张金鉴作《竹枝词》称赞说“苗民还是好苗民。”

至今，这些姓氏仍旧在秦岭山区繁衍流传。

我第一次进山，给我带路的向导姓熊，就是苗人的后代，我管他叫熊大哥。大哥黑黝黝的一张脸，仍保留着南方山地人的特点，话语已经变成地道陕南口音。他说不清他的来历，只知道在山里住了很久了，爷爷的爸爸的爸爸的坟就埋在附近……他背着背篓跟我走在漫长的山路上，怕我寂寞，时时地寻找着各样的话题，他告诉我不久前他在山道上捡到了一只小熊，那真是个活泼可爱的小东西，接着他讲了小熊的许多趣事，我后来写的小说《狗熊淑娟》，素材和灵感就是从苗民熊大哥那儿来的。

民国１４年，老县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这座城池的命运。

是春天的事。三月，山里天气还很寒冷，坡上的积雪还没有全部融化，山阴的冰，还在坚挺地垂挂着，巴蜀的暖风为高耸的鲁班寨所阻挡，成为那边频繁的雨水，成为这边浓郁灰暗的阴云。男人们窝在火塘前烤火，商量着狩猎的事情，女人们用铁片刮削着长了芽的洋芋，准备天晴晒出洋芋片，以解决粮食的不足。东门内的赌局“荣聚站”传出赌徒们忘情的吆喝声和叮当的色子声，乌烟瘴气的三间屋里塞满了老县城的“精英”，参赌的有城内的闲人儿，有守城的兵丁，也有不知从哪儿来不知到哪儿去的“闲打浪”。面孔有的熟悉有的陌生，无论熟悉与陌生，只要在赌桌上相遇，用不着介绍，都会成为对手和知音。

赌局西边隔着学署是县衙门，县衙的院子里却早早透出了春意，内院“恕德堂”窗前那株单薄的迎春花，羞怯怯地张开了两三朵花蕾，在料峭的风中微微颤抖。县知事车正轨站在花前有些时候了，东边赌局吆五喝六的喊叫和西边监狱撕心裂肺的惨叫几乎同时传入寂寥的庭院，这些声音对他来说已经司空“听”惯，正如那潺潺的水声和鸟儿悠然的长啼。车正轨的心在他的花上，花是他上任的时候从东面财神岭半腰财神庙的门口移来，亲手栽在这里的。这迎春三年来一直没开花，半死不活的，现在他要走了，花竟开了，他认为是一种吉兆，明天他便可以名正言顺地逃离这寂寞蛮荒的老城了。迎春花，在周至和老县城人的心目中不是吉祥的花，尽管它开在百花之首，尽管它的娇艳鲜嫩为严冬带来春的气息，但因为它常常生长在墓地坟前，所以为老百姓所避讳。

车县长在佛坪的任期已满，行装前日就打点好，单等新知事张治来接班，交接手续一办妥，他立即回汉中府交差，交差之后回老家休整半月是必要的，看看妻儿，听听秦腔，会会朋友，充分地享受那种久违了的“文明”生活……一想到马上就要离去，他有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四周重叠的山岭，艰险的道路，单调清苦的物质生活，理不清的政务捐税，连年的自然灾害，日甚一日的种烟贩烟问题，侵绕不断的匪患，均让他心神疲惫，尝够苦头。初来时还抓过几个种烟的，在西门外的滚水坝砍了，不让收尸，暴晒三天，以儆众人，就这烟也没禁住，事情反而越搞越难，越扯越复杂，让人头疼，他也没了心劲儿。现在好了，终于熬到头了……

车县长抄着手，看着他的花，打发着他在老县城任上的最后一天。

新知事张治是张灯时候到的，张知事进门的时候脸色不那么好看，据说过秦岭翻冰坎是爬着过来的，一包行李还滚到涧里去了，他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事，从来没走过这样的道路。迈进“恕德堂”门槛，他的腿还在发软，看到车正轨，直是见到了亲人一般，拉着车的手半天蹦不出一句话来……

当晚，新旧两个县长在幽暗的县衙里对饮，没有谁相陪。张县长为车县长送行，车县长为张县长接风。如果没错，做饭的应该是厚畛子雇来的很年轻的厨子。菜是山菜，酒是浊酒，如豆的油灯，半熄的火盆，两任县长默默地喝酒……也没有什么言语，彼此都显出了难言的疲惫，一个是心累，一个是身累。说好交接手续明天一大早进行，届时县书记长及各科科长都要参与。

早早地睡了，两个县长打对头睡在二堂的东间，秦岭以南没有睡火炕的习惯，一张惟一的带帐子的大木床是为县长准备的，他们就挤在一起，挤在县长级别的床上。他们盖的是公家招待来客的被子，因为旧县长的行李已经捆起，新县长的行李还没有展开，两套行李清楚地分作两堆，堆放在二堂明间的地上，月亮从云缝间露出，透过窗棂照在上面，反射出了阴冷淡绿的光。

许是被子的缘故，两个县长都感到气味的陌生。

衙门里的细节只能根据历史的大体情况而臆测，那天晚上两位县长究竟说了些什么，何时安歇的，谁也不知道。为这事我后来问过８６岁的张德修老汉，新县长上任那年他９岁，９岁的孩子，记忆力应该是最清晰的时候，正因为清晰，所以他告诉我，他根本没见过新县长其人，他印象中的新县长就是一口洇出血迹的白皮棺材。

这应该是准确的。

那日半夜，老县城的城门悄悄地开了一道缝，闪进一拨动作敏捷的人，这些人直奔县衙而去。那夜，老县城的老百姓觉得过得很平常，听到几声狗咬，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和低声的呵斥，很快一切又归于平静，对这些微小的响动谁也没有在意。早晨醒来时，人们从县衙门进出人物的异常神色上，从那些没头苍蝇一样的行政人员身上，从那些交头接耳的兵丁脸上，知道本县发生了大事。一打听，是车正轨、张治两任县太爷被袁家庄来的土匪劫走了。并不是绑票索钱，也没留下什么话，就是拉走了，看见的人说奔了东边的财神岭，那是回袁家庄的路。

我问张老汉，一县的人丁，怎会开了城门眼睁睁看着县太爷被绑架，那些兵都干什么去了？张老汉说，官兵一共百余人，分了三处，一处在袁家庄，一处在都督门，守在老县城的不到三十人。那晚来偷袭的土匪，百十号人在城外伏着，挑选精干人物进城，他们有快枪，有短枪，装备十分精良。我问什么是快枪，张老汉说快枪是汉阳造的能打子弹的枪，不是老百姓手里的长铳散弹，快枪很稀罕，一斤烟土换不了一杆快枪，是很先进的武器。我对烟土和快枪都没有具体的概念，那是离我太遥远的东西。张老汉说，要不土匪也进不来，是有内线，偷偷开了城门……城里的人太散，太杂。老汉吸了口烟补充说，人心隔肚皮。

第二天早上，有从袁家庄过来的人说，财神岭庙后面有两具尸体，从穿戴上看不像农民。县上马上派几个人赶到财神庙，看见石头旁窝着两具无头尸首，从衣服上认出是两个县长。县长们是被刀砍了的，头顺着坡不知滚落到什么地方去了，脖腔子喷出的血把很远的草都染红了。于是分一拨人去找头，分一拨人回城砍木头，打造棺材。第二天下午，两具尸体裹着席片由山上抬下来，装在仓促而成的棺材里。两口棺材停在西门外的接官亭，并排放着，一副欲哭无泪的悲切模样。血的腥味，一往棺材跟前走就闻得见，没有谁敢跟棺材里的遗体告别，只能和棺材告别。吊唁，上香，烧纸，人们表现得很有节制，很矜持，谁也说不清周围的众人中还有没有土匪“眼线”，谁也不敢保证下一个就不是自己。

车正轨的家属没来。
张治的家属也没来。

两口棺材被埋在西城外靠近河边的滩地里。这里是经常处决土匪的地方，被处决的土匪往往不允许收尸，尸体任凭野狗和野兽拉扯，惨烈而恐怖，这是历来县长警示土匪的绝招。现在，处决土匪的地方埋葬着被土匪处决的县长，好像是开了一场玩笑。

转过年开春，车正轨的家属来了，哭哭啼啼将灵柩启出，搬回老家去了。张治的坟依旧在西门外，长出了一棵歪歪扭扭的小树，孤独又寂寞。人们将他的坟唤作“张公墓”，对这位没在任上待过一天的县长反而生出许多好感和依恋。过了许多年，张家才来人将张治的坟迁走，人们说，张县长做鬼也在县上干满了他的任期，是个负责任的父母官。在鬼县长任职期间，老县城没有新县长来主持工作，不是怕杀不敢来，就是来了不敢在县上待，背着大印四处流窜，使老县城的政府成为了流亡政府。坚守在此的“县长”，只有那个死鬼张治。张治的遗骸被家人运走以后，老百姓仍旧管那个地方叫“张公墓”。现在，那棵歪歪的小树还在，那个被刨得乱七八糟的石头堆还在……

土匪洗劫后的县衙，“荒草高可隐人，仅存大、二、三堂而已。”（《重修佛坪县衙署记》）什么厢庑，什么迎春，全为破败荒凉替代，倒真像是鬼主事的地方。关于车正轨和张治两任知事的文字纪录，档案上查不到一点儿，我到佛坪档案局和汉中地区地方志办公室认真找过，结果也是只有人名和结局，没有过程，给我的感觉是有关这件事的一大批文件被谁调走了，再没有还回来，也没人再去要。以后连年的战乱，政权的变更，更没有谁再想起寻找其中的内容，把事情搞清楚。他们为什么被杀，策划是谁，用现在的时代语言说是“谁对这件事情负责”，统统不知道。８０年代新编《佛坪县志》记载，说县长是民国１４年让袁家庄土匪郧天禄杀的，可是根据孙培经民国１２年刻的碑石记载，郧天禄在袁家庄的老巢已被他会同武营长“捣其巢而剿之。幸天佑民，甫旬日而尹（郧）匪授首。”也就是说郧天禄在县长被杀的两年前就已经被官府砍了脑袋，究竟哪一项更真实，让人迷惑。

后任县知事叫吴其昌，安徽人，字西生，号雨香。应该说他也是一任有作为的县长。吴其昌在接受老县城职务之前是成固县知事，成固的五门堰是陕南的重要水利工程，吴县长在成固期间，对堰务方面很重视，曾经亲诣勘视，出示布告，禁止在堰头开荒种地，放牧践踏及砍伐树木，要老百姓“蓄荒植树，以固堰堤”，“如有违犯，带案惩办”。我在五门堰看到一块很有意思的碑石，是一个叫傅青云的人刻的《认罪碑》，时间是民国９年，就是吴其昌在成固当政时候立的。碑上说，傅青云砍了堰头一棵树，经乡绅说情，从轻处理，但要补种树十余株，罚出资请班子唱戏三天，写出检讨，刻成碑立在祠侧，以儆后人。这个惩罚其实是很严厉的，仅谁砍树谁请戏班子唱三天戏这招就很绝，老百姓看戏的时候就得问个为什么，为什么呢，为砍了一棵树，丢人现眼划不来。

吴其昌在理政方面很有一套，但是他这一套到老县城还没有施展开就出了麻烦，一直跟随着他的弟弟，人称“吴四老爷”的那位，刚到老县城就被一个叫马义和的土匪绑了票，给他来了一个猝不及防的下马威。他先是缩在老县城县衙不敢出来，后来是背着县大印四处流窜，有一天从汉中回来走到袁家庄，住在关帝庙里，看袁家庄道路较老县城方便，就死活不回老县城了，一干人等全挤在关老爷的脚底下办公，后来索性李代桃僵，把个袁家庄硬叫了佛坪，就是今日的陕西佛坪县城。

县长走了，中国老百姓多有趋官性，也跟着父母官一同向东搬迁，带着他们的祖坟，带着他们的猪狗牛羊，跟三峡大移民似的，尘埃滚滚，浩浩荡荡，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老县城空了，只剩下三五户不愿离开故土的死硬派，唱着一出真正的《空城计》。集场散了，永远地散了，没有谁再肯到老县城来，从袁家庄过来的路死了，荒废了。草长起来了，树长起来了，老县城短暂的历史被植物和泥土慢慢地覆盖了。

１９９５年，我读到了一本佛坪县编的《可爱的佛坪》的书，其中有一段很有意思，是这样说的：

（老县城）成为了（周至县）厚畛子乡的一个小村落，称作“老县城村”。人们岁岁年年守着这块曾经创造了佛坪早期文明的土地，怀念着往昔的辉煌岁月而舍不得离开。在他们的心目中，佛爷坪是祖辈们的根，是他们的根，亦是一切佛坪人的根。难怪他们现在还痛骂“吴知事”，骂他不该把县大印背到袁家庄去，不该抛下他们的老辈们，也不该抛下这座百年古城，致使他们成了佛坪遗民后裔，远离现代文明。骂归骂，可他们还是舍不得离开佛爷坪，他们还劳作生活在这里，甘愿做佛坪的最后一批守望者。

是佛坪人编的书，所以说的话都是站在佛坪立场上的话。什么“佛坪的守望者”啦、“佛坪遗民后裔”啦，让老县城的人听了牙根有点儿发酸。老县城的人对我说，袁家庄那个佛坪是假的，假冒伪劣。退败了就是退败了，逃走了就是逃走了，心平气和地想这件事，合情合理，有时候人应该向自然低头。我一直认为那个吴知事做得很明智，在老林子里硬抗什么呢，在环境和我们较劲的时候，我们不妨落荒而逃，在生存和我们别扭的时候，我们不妨换个角度。不要“人定胜天”，人永远胜不了天。

回过头来再看老县城的风水，城的北面没有门，城外头是胥水河，河水自东南向西北逆向而流，犯了大忌，不管水流总的趋势如何，至少在这里，它是背时的。罗圈椅纵然很舒服，却是靠不得，背倚青山的城，屁股后头坐了一条流动的水……

摘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