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与水 ---
２００２年６月一场大水，冲得佛坪一片狼藉。

保护区马路对面盖的一座楼房，凌晨３点在人们的注视下，缓缓沉入浊流之中。仓惶撤离的人群，穿着睡衣站在高处，在灯光的照耀下，看着他们的家像泰坦尼克号一样倾斜，倾斜，静悄悄没有一点儿声响地缓缓沉入水中……“岸”上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哭泣，只有心的揪痛，在这种时候，人们已经不会表达痛苦了。

大水以极快速度退去，水退以后，河滩茫茫一片卵石，没有楼的痕迹，没有家的碎片，大自然将一切抹平了，让时光又退回到原样。

我不想诉说抗洪救灾的英雄壮举，那些自有记者们去详细描述，我只想说这场所谓的“千年不遇”，偏偏的就让我们遇上了，当然，历史没有几个“千年”。

其实是必然。

我们是在为千年来祖宗的作为还债，我们也是为自己对自然的掠夺还债，向大自然索取的，必然要加倍地还给大自然。现在理论界有个很时髦的词叫“生态伦理”，就是从自然与社会相统一的角度来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评价体系，说白了就是告诉人，你不仅生活在社会中，更是生活在自然之中。因此，道德的维度就不能只是受人的关系制约，还必须受到自然的制约。

佛坪县统计，这次水灾的直接损失是６?郾５个亿，还不包括电力、通讯、国省道路的损坏。从西安出发的运送救灾物资的卡车，首站开到１０８国道旁边的龙草坪林场，这个林场几十年来几乎将周围的森林砍完，当然也种树，但种的总没有砍的快。有人估计，林场效益最好的那三四年，每年的最高利润也超不过一千万，这些收入总和加在一起与６．５个亿相比，得不偿失。

陕西省有国有林场２２８个，秦岭山区大的林业局有６个，宁东、宁西、太白、长青、勉西、龙草坪……二百多个林场的斧锯齐声轰鸣，这形势是任何时代的毁林也无法相比的。直到１９９８年，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以后，森林禁止砍伐，林业转产，变砍树为养树，油锯的轰鸣才停止，否则，除了保护区占有个别绿树以外，秦岭山脉会被剔成瘌痢头。这不是龙草坪一个林场的事，秦岭山地所有林场，哪一个也推卸不开责任。我们的祖先也同样推卸不开责任。扶风县挖掘出的“秦公一号大墓”，那庞大的规模，那数万方木材建构的“黄肠题凑”等级，让人触目惊心。几千年了，那些木头还没有腐烂，而这里埋葬的不是秦的诸侯，而是一座森林。在宁西林业局的菜子坪，山间至今还有钉着光绪年号铁牌的大树，那是为宫廷号下的树木，高大笔直，不知是准备用来筑殿还是修陵。因了清朝的灭亡，这些树保留了下来；因了铁牌，这些树又保留了下来，成了林区侥幸的存活者。

这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冰山一角，看不到的还有更多。西安是中国１３个朝代的帝王都，因此西安连同秦岭的森林就遭受到了历代的优先砍伐。“兔子不吃窝边草”，殊不知，兔子吃的就是窝边草。

陕西秦岭附近包括关中，在周代还是大片森林，周至县更处于林木的中心，它的森林包括了平原和山地，当年以树木命名的村庄沿用至今，例如桃李坪、核桃坪、枣园、杏园、烂梅园、司竹府等等，九峰乡的杏林庄是唐代诗人卢纶隐居处，诗人在此留下过“野日初晴麦陇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诗篇。周朝在这里特设了管理山林的官员，即“山虞，掌山之政令。”周文王在出师收取关中东部时下过“无杀人，无坏屋，无塞井，无伐木，无惊六畜，不如令者不赦”的严令，将“无伐木”作为一条，足见对森林资源的关照，但是自周以后，陕西的森林状况就急转直下了。

秦始皇坑儒的场地，在西安与临潼之间的韩峪乡洪庆堡即现在的庆安公司附近，至今存留有坑儒谷地名。秦始皇畏惧“天下不从所更改法”，将７００儒生以种瓜为名诱至坑中，“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唐天宝年间这里改名旌儒乡，命贾至撰写碑文，并修庙纪念。后庙毁碑失，宋时重刻并作序，“文革”中被毁。洪庆堡曾叫洪坑堡，又叫灭文堡等名，最近从坑附近出土一石头文人雕像，是唐时旧物。坑儒的同时又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就是说，秦始皇特意将“种树之书”留出，还算是有一点环保意识。也还是这个秦始皇，在始皇３５年（公元前２１２年）驱使７０万劳力在渭河以南的上林苑大兴土木，营造阿房宫。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续修建，这一巨大的工程到刘邦的军队入关还没有完工。唐代诗人杜牧的《阿房宫赋》写道：“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勾心斗角。”宫殿的规模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盖这座宫殿究竟用了多少木材，历史没有准确记载，只一句话便让我们触目惊心了：“蜀山兀，阿房出。”“蜀山”即秦岭巴山，“兀”形容山秃，也就是说，一座阿房宫还没有彻底建成，已经使秦岭大片森林受戮，这些木材大部来自秦岭北坡，朝廷在周至、蓝田等地设立“监司”，专门负责山中采伐事宜。到今天，秦岭北坡植被远远差于南坡，这些森林离帝王太近了，它们被灼热的王气烤焦了。霸王项羽入关，移恨于物，将阿房宫一把火烧光，冲天大火烧了三个月，玉石俱焚。至今公路北侧阿房村附近有大土台基，百姓呼之为“始皇上天台”。遗址在西安到周至的必经之路上，我每每经过那里，总要生出无限的惋惜，楚霸王这把火烧得太残酷，太无情，太让人心疼，为此他在乌江边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似乎也将一切摆平。如今，在公路的南边有私人盖起了新的“阿房宫”，作为旅游景点招揽顾客，里面常常的乐声飞扬，彩衣飘舞，我没勇气进去，怕花钱买来失望。

曾被现代某些政治人物利用的法家商鞅，是历史上的毁林大户，他主张“作夫百万，垦辟森林、草原，扩大耕地。”又提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徙都之。”进行第二次变法时采取“废井田，开阡陌”政策，致使关中森林、草原被垦殆尽。

诸葛亮为我国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也是著名毁林专家，他在汉中，驻守阳平关，实行屯田政策，为“足食足兵”劝农于黄沙，做木牛流马，移民、军屯，都要砍林种田。公元２２８至２３４年，短短６年之中５次伐魏，进出秦岭，所过之处，伐木筑路，建营扎寨，毁掉大片森林。

唐代，兴建宫室，竭尽繁华，林木的破坏已越过秦岭向南延伸，武则天索性开河引水，将秦岭南边的木材水运至长安，秦岭的森林已经退到了高山峻岭，下面的成材树木基本被砍完了。

到了宋代，秦岭、关中已是光秃一片，苏轼在凤翔府任签署判官时，对这片山林大发感慨说，“况当歧山下，风物犹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

明、清时代是陕西垦荒屯田的盛期，流民大量进入秦岭，翻越秦岭的几条大道两旁森林被一扫而光。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朝廷取消山禁，“远从楚黔蜀，来垦老林荒……结棚满山梁。”焚山毁林，出卖林木，建冶炼厂、材板铺、纸作坊，这浩劫，老县城地区亦在其中。嘉庆四年（１７９９年）皇上谕军机，“将陕西终南山老林量加砍伐”，于是，上百万流民闯入终南山，出现“悬崖峭壁事耕耘，有土即可施犁锄”，“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失真面目”的无可逆转的变化。

清朝，周至黑河的厢运业繁荣了整整二百多年。厢运就是用黑河的水流运送木材，当地称为赶厢。厢运起于乾隆年间，盛于嘉庆、道光，如今往老县城去的路边，在沙梁子乡三义庙殿前还有道光９年建庙的石碑，上边记载着建庙捐款的人名和商号，其中仅木材商号就有：一义厢、三太厢、十斗厢、十士厢、十仝厢、二义厢、仝义厢、永义厢等。２００年中， 这些“厢”将黑河及主要支流两岸山上的美木良材，几乎全部砍尽。

木材运出黑河，在河口附近，有著名的李家、宋家等八大木材商号，有多处大木厂，终南木厂、马召木厂、福兴木厂、中兴木厂及全盛福、正兴福、同义和、德盛恒等１４家大木店，专营各类半成木料。周至城南，尚有１６家炭窑，砍材烧木炭……

什么样的山林，经得起如此掠夺，如此糟蹋？

老祖先对木材的使用从来没有吝惜过，我们则比老祖先更加不吝惜，在大手大脚方面，永远是后浪追逐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人为的灾害一是滥伐，二是烧山。新中国成立以后，巨大的毁林有三次：

第一次是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一大二公”，刮“共产”风，打乱山林所有制，加之大炼钢铁，砍树烧炉，将全村的铁锅架在一处用木头烧，以为能炼出优质钢来，人人都在梦中，竟无人站出来说句实话。这场民族的悲剧，至今让我们提起来感到羞愧，哀其无知、愚昧、奴性、自大，我们不应该单单指责个别领导，也应该反思我们自己。１９８５年我在秦岭留坝县紫柏山张良庙西侧山坡上发现一个高大的砖砌烟筒，与周围景致极不协调，溜溜达达走过去，四周也没见任何厂房，问旁边农户，说是“大炼钢铁”时留下的纪念，问出了多少铁水，说是硬扎扎一大坨。林木中建高炉，可谓取材方便，木头的燃烧温度有限，能将那些铁锅、门环烧成“硬扎扎一大坨”已经很不易了，不知要熬多少日夜，费多少材料。紧接着是１９６０年的困难时期，没饭吃，老百姓为增产粮食，常常纵火烧山，“时届冬夜，远望火光冲天，点火燎原，烈焰四起，毁灭森林，以此为甚。至今沙梁子、清水河一带，仍有焚烧遗迹数处，辟为农田，残迹历历在目，其面积，在３０平方公里以上。”１９６０年的县志草稿记载，“腊月天，火龙满山钻，火小半架山，火大照全县。”

第二次毁林是“文化大革命”，当时林业指挥系统被打烂，整个山林呈无政府状态，谁都是主人，谁说了都算，不砍就吃亏，不砍白不砍。一时，拉木头的车从秦岭中源源而出，如溪间流水，无有停息。当时群众称，“造反派在县上夺权，干部在家避闲，群众上山砍椽。”老百姓拉着架子车进山砍树，一日进山车千辆，日砍木材３００多立方米。做箱子，做木凳，做案板，老百姓称当时山中是“到处滑木道，耳闻伐木声”，仅安家歧一个乡就做床板１０８０副。周至县伐木场，进行无计划采伐，一年乱砍森林６０００多亩，没育一亩苗，没栽一棵树。大大的败家子作风。

第三次毁林是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老百姓总结这段经历说，“体制一变动，先送树的命。”那时改革开放将要开始，谁心里也没有底，什么都屯积，什么都倒腾，倒卖木材如同后来的倒卖钢材，利润大，成为连家庭妇女也要做的买卖，谁能搞到几十方木头，就是大本事，就能大发一笔。不少乡村出现了哄抢集体林，殴打护林员的现象，那时候为林木出了不少案子。城里老百姓各家各户也打家具成风，细想想，过去谁家没自个儿打过大立柜、五斗橱，那些木头是白来的吗，大部分是托熟人从山里弄来的。怎么弄来的，乱砍乱伐来的。那几年，各林场赚了大钱，场长书记个个牛皮烘烘，见他们比见国家总理还难。我仔细想过我的几个负责林场的铁哥们儿，竟然没有一个是那个时候认识的，他们得势的时候不知都藏在哪儿，他们从天上掉下来以后才成了我的朋友。

我们国家的森林覆盖率与日本相比，低好几倍，而森林覆盖率８０％以上的日本人，在木头的使用上，远比我们要战战兢兢，他们基本不动用自己的资源，他们的木材使用很多是来自于木材贫乏的中国。１９８５年世界博览会在日本筑波举行，我和一个叫山本的老太太到中国馆吃炸酱面，中国馆所用的筷子全是很好的一次性木筷子，老太太吃完了，将她的和我的筷子全部带回家去，说这么好的筷子用过一次就丢是暴殄天物，可惜了。老太太的举动给我启发很大，日本人比我们富裕多了，人家能如此节俭过日子，有如此珍惜资源的做法，我们怎么就没有？在以后的年月中，我们家用过的一次性筷子，我从来不扔，将它们充作料理筷子，直至不能使用。我很反感用一次性的木筷、竹筷，我也反感有些小饭铺筷子筒里插着的脏兮兮粘乎乎的破筷子，这似乎是两难。很多时候我出差，是自带筷子，就是自己平时在家使用的筷子随着我出游，很有些亲切感。

我们不能否认命运，主宰我们命运的不是上帝，是大自然。以前我们总爱声称我们自己是我们生存的惟一主宰，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更加助长了人对自然的征服欲和占有欲。人变得越来越具有破坏性。问题是，大自然对它最喜爱的宠儿不会永远那么慷慨无度。

洪水泛滥是百姓的灾难，人类早期，对水的崇拜带有明显的实用性目的，水对于农业的影响深入到人的精神生活之中，人们对水和由水而生的自然现象既崇敬又害怕。

老县城有关于“蛟”的传说，县志上认真地记载着这样的话：蛇雉交，其卵遇雷入地，久而成蛟。山中蛇、雉最多，不知伐蛟之法，难免不受其害。

一度我将“蛟”认作迷信，认为蛇与野鸡根本就无法交配，更不要说产卵这样的荒唐事情。世界上究竟有没有“蛟”这个物种，我持怀疑态度，就是有，大概也要比大熊猫还稀少，是濒危中的濒危了。县志上大篇幅地介绍防蛟之术，老县城的老百姓也常跟我谈到蛟的话题，谈得煞有介事，不得不让人想，这个“蛟”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小时候看过京戏《除三害》，那是对“蛟”的第一次认识。晋朝宜兴人周处，勇猛粗鲁，横行乡里，老百姓把他和南山猛虎、桥下蛟龙并列为“三害”。宜兴太守王浚，以三害之说讽劝比喻，周处幡然悔悟，入山杀虎，下水斩蛟，自己改邪归正。可见蛟应该在水里。有书籍解释说，蛟是母龙，无角，有鳞，能害人。

《续水经》说，蛇雉遗卵于地，千年而为蛟，其出壳之日，害于一方，洪水漂荡，吴人谓之“发洪”。

蛟的厉害程度胜于老虎，传说山中有深潭，老虎到潭边饮水，被蛟拖下水吃掉了。苏东坡写诗说，“潜鳞有饿蛟，掉尾取渴虎。”凶残的蛟，成为山中的第一霸，使旧时百姓闻之色变。

善于狩猎的汉武帝，元封五年，曾在浔阳江中亲射大蛟。晋代郭璞论蛟说，“匪蛇匪龙鳞采辉焕，腾跃波涛蜿蜒江汉。”看来这蛟总是和洪水有关。

蛟的故事在山区流传非常广泛，说是有家女儿，一日在河边洗衣，忽然觉得身体有异，当时并未在意，后竟然身怀有孕，不日，生下三物，皆似长鱼。女子家甚怜爱，不忍弃去，放清水中养之。三月后，此物长大，遂看出乃三个蛟子。这家给三个蛟子取名，大的叫当洪，二的叫被祖，小的叫操岸。有一天下暴雨，三蛟一时俱出，不知所之。后来每当下雨，三蛟必来，女子也知，便站在门口望她的儿子。三个蛟也从水中出头，张望它们的母亲，良久才去。后来，女子死去，三蛟子在女子的墓前哭了两天方离开，附近人闻蛟哭，声如犬吠。

有家人姓尹，全家去走亲戚，留一１３岁小儿看家。这小儿在家见一２０余岁青年骑着白马，带着四个随从，穿着黄色衣，从东而来。几个人来到尹家，说要暂休息一会儿，这家儿子允诺，于是青年进屋，坐在床上。青年的随从取出斗篷为主人披穿，尹家儿子看见几个人的衣服俱无缝（天衣无缝），马也五色斑斓，毛有雨气，知非为常人。青年歇了一会儿，上马西去，走时对尹儿说，我明天还来。第二日，洪水暴出山谷，沸涌丘壑，尹家即被水淹，危在旦夕。这时，水中忽然现出大蛟，三丈余长，盘于尹家，使其家免受水害。尹儿遂知，此乃昨日之青年。

老城中有开饭铺者，在市上购得一小白鳝，甚爱惜，每天喂以饼食，见其逐日长大，遂放入十字街巨井中。过了一年，忽见井中有两道光焰射出，人们从井口窥之，光乃从白鳝眼中出，那白鳝已大如巨木。一段时间，淫雨不止，天气昏黑，白鳝忽自井中腾空而出，街内井水迸涨，四郊洪水骤至，栋宇俱没，有人避水于高楼亦不能免，其时罹水厄死者甚众。

老县城的百姓畏蛟，其实是畏水，山水一来，六亲不认，一切都荡然无存。老县城有个孩子叫孙友斌，是个惨遭水害的孤儿，他家原有四口人，父亲孙至周在老县城小学当教师。９０年代中期，父亲和母亲带着小弟弟到外婆家走亲戚，过河时，突然山洪暴发，３人当即被洪水冲走，一个好端端的家就此毁灭， 只剩下上小学的孙友斌。

孙友斌一个小孩子，艰难度日，上到初一，终于辍学，老县城的人对山外的人说，这个娃实在可怜，村里也穷，希望城里的好心人能资助娃上学，我们全村人都感激不尽。一个罹难教师的孩子，因为生活无着而辍学，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讽刺，我到了老县城，曾寻找询问过这个孩子，说是县教育局已经出资，供他上学，目前已到外面读书去了。

２００２年老县城的洪水冲垮了从厚畛子到老县城的全部道路，山坡塌下来了，原来的路径没有了，许多道路成了河床，所有的桥都塌了，２２公里的山道，现在断断续续加在一起，超不过２公里……镇党委书记刘武州告诉我，他们几个人看到当时的情景，蹲在被冲塌的桥边，半个钟头，谁也没说一句话。傻了。

老县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成了孤岛。

世上没有蛟，洪水就是蛟。

从公元前１８５年到１９４９年，一共是２１３４年，陕南发生洪水７６次，平均每２８年发生一次。１９世纪以来，平均５年一次。水患让我们反思，这一切是怎么了？大自然如此肆虐，如此无情，这是为什么？

是水太多了么？不，是树太少了，存不住水了，大山承受不起了。

陕西省的森林面积，康熙３９年（１７００年）是５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２５％；１９３７年是３．１２万平方公里，占１６％；１９９４年回升到８９００万亩，占２８．８％。最新的森林面积数字还没有公布，相信高于２８．８％。

森林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保持水土，防风固沙，净化空气，保护环境的作用，森林破坏了，一切就乱了。人在生存的过程中，逐渐生成了以自然为敌，以征服自然为目的的理念，到后来，人类掌握了高科技，“征服”了自然，也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带来了人的辉煌，也带来了人的悲哀。

山林生物多样性面临的直接威胁是气候变化。

中国农科院的专家严昌荣博士就秦岭这片山地的气候变化作了分析，前些年，人们的砍伐森林、垦荒活动，严重地影响了这一地区的生态和气候，使这片大熊猫的栖息地在气候条件上有了比较大的时空差异。反过来森林植被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是肯定的，山林里箭竹开花，苔藓减少，河流变小，都暗示了这一影响。根据纪录，１９５７至２０００年，这里的年平均温度上升了０．６摄氏度，降雨量下降了１００毫米，而全球要想年平均温度上升０．６摄氏度，至少要经过１００年。照这样下去不得了，用不了几十年，森林的面貌就会改变。我们不能只注意大熊猫的数量而忘记了全方位的生态问题，大熊猫的栖息条件分两部分，硬件是森林植被，软件是气候条件。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看来不仅仅是秦岭一个地方的问题，是全世界的问题。美国科学家布朗宣布了一个很可怕的预言，他说，“在２０世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围绕着石油资源展开的，但在２１世纪主要是围绕水资源。”

这一危机在中国的上个世纪末便已经开始显现。

大城市缺水几乎成了普遍问题。我还记得９０年代中期，严重缺水的夏季西安，自来水连续５天滴不出一滴水，为了保证最低生存条件，发动城市救火车定时给小区居民送水，老百姓拿着盆，拎着小桶，到那红色的水车前去领取自己的那一份水。逢到谁的盆没有准确及时地接上水龙头，水流到地上，马上会有人埋怨，“可惜了，可惜了。”西安人的水源，小部分来自地下，大部分来自秦岭，秦岭的付出是有限的，在８个国家级大林场同时挥舞油锯的险恶环境下，它能给你储藏多少水？那个干枯的夏天让西安人在全国出尽了洋相：上班的自行车后边带个大白塑料桶，上班的同时可以在单位那细水长流的龙头前排队接水，家家的厕所都泛着恶臭，人人的身上都黏黏糊糊。买菜要选择可削皮不用洗的，吃水果要吃水分大而不太甜的（太甜了不解渴）。一没水就要抗旱，一抗旱就要停电（说是将电力支援农业了），于是，越热越干越停电，火炉般的天气日日在３８摄氏度以上，人人挥汗如雨，没处躲没处藏，大芭蕉扇派上了用场。我记得当时我闷在屋里，不敢开窗，外面是滚滚热浪，室内是闷热蒸腾，空调不响，电扇不转，想工作，电脑不亮，想睡觉，席是烫的，一切现代文明远离我而去，我舞着破扇子，穿着大袍子，焦躁地在室内走来走去，竟然搞不清楚现今是哪个世纪。想象一千多年前，唐代的长安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又想，唐代至少还有水，八水绕长安，那种浩浩荡荡，那种湿润舒畅，绝不是现在的干饽饽鱼能比的。

这几年一直在修水库，引黑河的水喂养西安的市民，黑河发源于厚畛子镇，被堵截于黑水峪口，水库建于仙游寺脚下（旧寺已淹入水底）。黑河是发源于周至，全程流淌于周至境内的一条清澈的河，它供给了西安饮水，周至人由此很自豪，逢给外人介绍自己时便说，水、旅游、猕猴桃、矿产是周至的四大资源。对厚畛子及老县城地区来说，它们为西安保存了一片清凉，仅这一点便是功不可没。

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水更宝贵的了。

而水流的污染则是长期的钝痛。污染的水源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杀手，据报道，全世界每年有４２００亿立方米工业和生活污水排入江河湖海，被污染的淡水占全球淡水总量的１４％以上。每天至少有２５０００人因饮用了被污染的水而死亡。水的生态危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由水推及荒漠，荒漠正以每分钟１１公里的速度蔓延，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已经占了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每年还在以２４６０平方公里的速度推进。耕地正以每分钟４０公顷的速度减少，每分钟还有３０公顷的热带雨林被砍伐……看了这些数字，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坐不住的，任何一个会思考的人都会为我们的生存前景而揪心。

要“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人类，在征服自然目的实现的同时，意味着人类孤独航程的起航。人变成了说一不二的天之骄子，为所欲为，但骄子很快就会变成弃儿，那是因为自然之家与社会之家的极不和谐。

有一种让人不可思议的现象，时下各城市都在大面积种草，就西安而言，有些很美丽的行道树被砍掉，代之以宽阔草坪，美丽是美丽，现代是现代，给人的感觉终归不实惠，不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西安的市树是槐，槐在西安的定居大概自汉代就开始了，梅尧臣有诗曰：

汉家宫殿荫长槐，漱急葱葱不染埃。
大仗龙旗穿影去，钩陈豹尾钩枝来。
青虫挂后蜂衔子，素月来时桂并裁。
我意方同杜工部，冷淘惟喜叶新开。

那些古老高大的槐树，在长安城曾经占据过辉煌，领略过风光，给生存于这座城市的人们以荫蔽。不说别的，就是夏日那些垂吊在树下的青虫，都让人感到亲切，感到有种逝去的不可追寻。西安目前除了几条未改造和正在改造的老街尚有槐树存在以外，槐树已为大量的法国梧桐所替代，这种树全国几乎所有城市的路边都可以见到，淹没了西安的特色。唐诗人岑参在《登大雁塔》描绘长安街道是“青槐夹古道，宫馆何玲珑。”当年那种城市特色，至今让人向往。数年前，我到过西安高新开发区，那里的确是新兴高速的现代的城市景象，水泥高楼，平整马路，道旁几乎没有什么树木。负责人很果断地对我们说，为什么要种树呢，谁见过国外发达国家城市的道边有树？我们讲的是快节奏，在树荫底下悠哉悠哉地走，在树底下喝茶聊天不适合开发区的发展节拍，我们种草不种树，太阳底下晒着你就得快快走……我当时听了这位仁兄的发言大吃一惊，社会的任何成果如果都用经济和科技来衡量，我们的生活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没有树的开发区至少在生态环境上不是最先进的。我们要追求的不是数字，而是现实，最最现实的就是如何让老百姓过得更舒服些，随时随地给大家创造一个舒适环境……

这两年，有关环境的中心话题是沙尘暴。

世界上最著名的沙尘暴是１９３３年的美国堪萨斯州的“黑风暴”。记者记录当时情景时说：上午，尘暴夹着寒气和黑暗呼啸而来。到了中午，天色比夜晚还要黑暗……这时眼睛无法穿越尘土的墙壁，但尘土却无孔不入地钻进人的眼睛、耳朵和鼻子……当狂风消退阳光再次照耀时，世界面目全非。田野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沙丘在移动，秋风在旋流翻滚。门前一段５０英尺长的小路已不知去向，它被湮没了。农家庭院的围墙、机械和树木均不翼而飞，遭到灭顶之灾。在一人多高的沙滩上，只能看到片片屋顶……

中国北方的沙尘暴一直延续不断，早先老北京的沙尘暴是风大于沙，北京春天的大风是生活在北京的任何人都不会轻易忘记的。记得儿时躺在北京的土炕上，透过糊窗户纸看着窗户棱上堆积的一层细土的影子，听着呼啸的北风，作为一个小孩子，那种感觉是奇妙无比的美好。外面是天寒地冻的冷，母亲在房内的煤球炉上为我烤棉袄，火苗红红的，舌头一样一伸一伸的，棉袄烤热了，我才肯从被窝里伸出胳膊来……

现在的沙尘暴是沙大于风，前年春天，我回到北京，火车一过郑州便开始昏天黑地，到北京站的时间是早晨，我看着站台上东倒西歪、顶风而立的人群，想象不出车外面是怎样一种情形。一出车厢，真真叫下马威，哗啦，一股沙土拍了我个满脸花，那气势足足把我扑个趔趄。车下头的列车员一把将我扶住说，您走好。我心说，这样的天气我能走好吗！

我对接我的亲戚说，北京怎么是这么个天？

她回答，北京就是这么个天。

亲戚脑袋上裹着一块纱巾，整个面孔模模糊糊，那语调是一副处变不惊、司空见惯的平静。空气中弥漫着土腥，噎得人喘不出气，细沙一股股拍打着人的手脸，衣服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给我的感觉是进了喷沙车间的喷沙炉，我不知道到了目的地时我会不会被打磨成一块毛玻璃。出租车在昏黄的街道上跑不起来，司机开着车灯骂大街。我的心情很复杂，这就是北京，是我的故乡，那些黄瓦绿树，那景山北海，此时此刻都和我一样，在黄沙滚滚中挣扎。住进宾馆，听着窗外带哨的北风，听着细土敲打玻璃的沙啦，我实在没有勇气出门。

北京人将沙尘暴已经看得习以为常，那是每年的春讯，就像桃花杏花要开一样，沙尘暴也要来。当然，每年我们也要种树，３月份有植树节，一到这个时候报纸上，广播电视里便传出一些很激动人心的消息，今年植树多少多少万株，绿化多少多少万亩。有人算过，以每年这种速度绿化，中国早被森林覆盖了，可是我们种的树都在哪儿呢？我们种的是数字，我们走的是形式；不能说我们种了多少棵苗，应该说我们在这同一块地上反复插了多少根棍儿。这样更准确。

有说法称：沙尘暴不受树林阻挡，它飞扬的高度比树高多了，而且也不是中国一国的事，这就难了。作为老百姓只好多准备几块纱巾，将脑袋再裹严一些；科研单位投精神多研究一些既透气又透明又隔尘的纺织品，这样更为实惠。

老县城周边，都是原始次生林，道光５年建佛坪厅城时，将城周围遮天蔽日的原始松林砍尽，只留下零散云杉，散落在遗址中，那些扫拂天空的大树，是当年松林留下的纪念塔。以后近２００年，老县城周围山林基本没有砍伐过。更高处，仍旧保持了原始森林的原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林场的斧锯还没有来得及伸向这里，政府就实行了“天保工程”，禁止采伐了，这实在是难得。安静的老县城有幸远离了沙尘的威胁，熊猫在竹林里蹿动，羚牛在坡上吃草，云豹在灌木中伏击，松鸦在树上做巢。老百姓每天荷锄下地，挑水做饭，吕家的狗儿照旧朝着过路人汪汪，小学校的孩子们朗朗地读着他们的课文：

鸟叫啦，
花开啦，
鸟儿花儿可多啦。
我们爱鸟不捉鸟，
我们爱花不折花，

一位作家说得特别好，不要认为远离都市，远离那些水泥制品就是落后，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自己搞错了方向，他们会慌慌张张地掉过头来，追你。

已经有人开始追逐老县城了，这座恬静的小城正在受到骚扰。

老百姓欢欣鼓舞地为进山的每一位游客带路，为每一位来的客人充当背工，当一天背工可以挣到３０块钱，老百姓需要这些钱。这是老县城人收入的主要来源，竞争非常激烈。

夏天的一个傍晚，驶来一辆大轿车，司机不知怎么有那么大的本事，竟然沿着那崎岖的山路，将一车人拉进了老县城。车上的人背着帐篷、饭锅，带着绳子、相机，全副武装地兴奋着，从车窗后头激动地向外张望。

我正在保护区的院里吃晚饭，见状，大叫一声：不好！扔下饭碗就追那车。

车在村街上摇摇晃晃地开，车后是扬天的大尘，我在车后猛追，大声喊：站住！你给我站住！我追过文庙，追出东门，追过城隍庙，村民们在自家的门口端着饭碗，蛮有意思地看着他们的县委书记追汽车，疯婆子一样地在尘土中大喊大叫。

那帮人下车了，对车下的我不屑一顾。
我知道自己在乡下的邋遢模样不足以震服任何一个不速之客。
我说，你们是干嘛的？
他们说，你是干嘛的？
我说，我是志愿者，专管这片山的。

众人嘻嘻哈哈，他们开始卸东西，这是装备精良的一群探险者，每个人的背囊都是高档次，每个人的行李都很充足，背包和衣服都是名牌，就是脚上很随便的一双鞋，价格都在千元以上

有闲的人，有钱的人。
村民们更兴奋，他们争抢着来客的行李，这是一批财神爷，是一笔很实惠的买卖。
只有那只黑白花，和我一样在傻呼呼地叫。

我不能劝阻探险者回去，这片山林并不属于我，眼见着，他们的彩色小帐篷一个个支起来了，有人拿着桶奔了溪水，有人开始点火做饭，录放机在林子里吱吱哇哇地唱起来……我一看这情景，大喝一声：集合——

他们的头儿走过来问我，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们？
旁边有农民说，这是我们的县委副书记。
头儿对折腾的一帮男女说，县委书记要给大家讲话，过来。

男女们很不情愿地聚集在一起。我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对政府官员不感冒，但是现在我要充分利用一下我的官员身份，以达到一种“重要”的效果。我说，这里是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不是探险队的训练基地，我以书记的身份要求你们，进入其中，不能扰乱山林里动物的生活环境，不许搞生活污染、声音污染，更不许点火，悄悄地进去，悄悄地出来，除了垃圾，什么也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也不要留下！

他们纷纷向我保证，说周至县的书记真是下到最基层，再没法往下下了。

我听得出他们是在揶揄。

踏着月光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保护站。据说周末还要来一批“小背囊俱乐部”的成员，还有“行走者协会”也在联系……这片原始山林对城里人的吸引力太大，山里人对外来者也太欢迎。我说不清这些山林的行走者对这片环境有什么益处，对老县城的人文关怀在哪里，他们感受到了大自然，而给大自然又带来了什么？

这些人走了以后，我在宿营过的地方拾到了胶卷盒和一节５号电池。这些塑料制品永远不会化解，一个５号电池的污染是１平方米……应该说，这些人还是很注意的，这些偶尔遗落的东西真是小小不言，我们应该表扬他们。

生态危机源于人的心态危机。当人们脱离开贫困，吃饱了肚子以后，目光就开始向四处张扬，心理开始犯病，开始厌倦，开始“亲近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了，好像一种完美的生活方式是自家有辆车，有高级房屋，时不常要度假，要自己开着车到深山当两天“野人”，跟大自然亲昵地贴合在一起。殊不知，这种亲近与回归，对大自然来说，又成了一种新的可怕灾难。

不如不回归，各自相安无事地呆着就很好。

２００１年，丹麦学者比尤恩?隆伯格质疑环境危机论，抛出了一本叫作《多疑的环境保护论者》的书，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环保界哗然一片。隆伯格认为，在全球变暖、人口增长、物种灭绝、资源枯竭等焦点问题上，绝大多数环境保护论者选择性地利用一些科学证据，给公众形成许多错误印象，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糟糕。他举例说，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率正呈下降趋势，人类的生活质量和福利也在逐步提高，人均寿命已经从１９００年的３０岁提高到现在的６７岁；物种灭绝的速度并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危言耸听，今后５０年中将减少的物种大概只有０．７％；资源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利用而日益枯竭等等。

不能说隆伯格提出的观点正确，但他给我们提示了思考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使我们怀着希望，怀着热情来展望明天。自然界有让人惊叹的再生功能，大自然自己修复创伤的能力是超出人类想象的。

我有一本很厚的《广岛原爆写真集》，是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买的，写真集里面夹了很多红叶，采自我在广岛家门口的枫树。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上午８点１５分，这里被扔下了第一颗原子弹，在６０００度高温的冲击下，一切都变为灰烬。有人预言，今后几十年内，这里将寸草不生，这里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然而，爆炸的当年，电车铁轨的枕木缝隙就长出了青青的草，写真集里，那些新生的小草在铁轨间，努力地伸张着身体，背后映衬着废墟，这些草就叫“铁道草”，它顽强的生命力至今让广岛人敬重。现在的广岛，是一座鲜花盛开、绿树成荫的美丽城市，我走过日本上百个市镇，惟认为广岛是最漂亮的。经历过死的人能真正认识到生的可贵，经历过摧残的自然能真正理解复苏的意义。原子弹的破坏可谓人间极致，恢复起来不过５０年，５０年后，除非特意留下来的纪念，否则你实在难寻那战争的遗迹与苍凉。

我看过一位摄影家１９８３年拍摄的老县城北面、秦岭梁北坡的一张照片，那是砍伐最热烈的时候，山坡黄土裸露，杂树稀稀拉拉，一副残败景象。同样的地点，我又看到了今年的一张照片，山林已经郁郁葱葱站立起来，与周围形成一片美丽山景。前后整整２０年，如果这种状况保持下去，过２０年，再过若干个２０年再没有“黄肠题凑”，再没有“铁牌号木”，再没有一次性筷子和枕木，再没有掠夺性开发，那将是不能想象的美好。

“世界的希望不是在政治家们的手里，不是在企业家们的手里，甚至不是在科学家们的手里，而是在我们的手里，在你我的手里。”

摘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