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匪们 ---

２００１年夏天的一个夜晚，我从老县城西门外往城里走，两旁是挡牛的桦树栏杆，栏杆后面是一人高的玉米地，中间是一条正对着城门的笔直大道。我的四节电池大手电，攥在手里炮筒子一般，这里照照，那里照照，晃得跟探照灯似的，没个准星。

大熊猫保护站的饭早，太阳没落山就开过饭了，我吃完了饭就转，出西城门，上文管所去凑热闹。老县城天一黑气温立马就降，在屋外头坐不了多会儿就冷得哆嗦，我一边聊一边拿眼睛瞄不远处接官亭的大松树和张公墓那堆乱石头，不是怕鬼，是老觉得那儿有东西在动弹，让人心里不踏实。越坐天越凉，越凉越不敢走，十点了，再呆下去不像话了，才拍拍屁股站起来说，我回呀。

硬着头皮拐上大路，山里的夜，清静如水，藏蓝的天幕上弯月如钩，一条银河横陈天幕，周围山峦沉睡，庄稼在嘎嘎拔节，坡上有麂子，不知为了什么，在一声接一声不停歇地叫，叫声悲凉，如击鼓钹，让人的心一颤又一颤。忽然，玉米地里唰啦啦一阵响，有东西蹿过去了，赶紧去照，除了玉米叶子，什么也看不见，正疑惑间，脚底下咚地一声，吓得蹦了个高，细看是只蛤蟆跳到水里去了。埋葬被杀县长的地方隐在黑影里，不知死县长的尸体运走了，他的魂魄是不是还留在老县城？

看见了前面黑沉沉的城，拿手电远远地照，电光中的城破砖摞着破砖，碎石挤着碎石，城砖狰狞，碎石凌乱，城门洞黑乎乎像一张大口，那款为孙培经立的《清官碑》站在城门外，让小月亮一晃，惨绿发白，恍若伫立的幽灵……文管所怎的把碑立在这儿……

心乱了，脚步也乱了，压住步子故作镇静地往城里走，盼的是能碰上个人。走进城门洞，有阴飒飒的穿堂风，带着呜呜的哨音，迎面吹来，吹得人汗毛孔也奓起来了。眼睛不敢往四处瞄，手电不敢再胡乱照，定定地看着前面的路，怕的是万一电光照到头顶上，有白衣绿脸的人正往下看。

进了城我才放开步子一路猛跑，跑进住处，咔地把门插了，一下跌在床上，松了一口大气，这才发觉冷汗把衣服都漫湿了。钻在被窝里又觉可笑，四五十岁的人了，自己吓自己，说出去丢人。

早晨起来，是万里无云的晴空大太阳，我看见张老汉在自家的屋檐下剥豆，就凑过去跟他说话。我说了昨天晚上进城的感觉，老汉说，你当然得害怕，我的孙女晚上一人就不敢走那儿。

我问为什么。
老汉说，过去城上常挂人头哩。土匪杀了，身子撂在河滩喂狗，脑袋就挂上城墙。

一听这话，我又看了看那城墙，烟迷衰草，露水黄花，残旧石墙，破败城门，与昨晚景色又是不同。突然万籁寂寥中一声鸟鸣，便唤起许多幽情，这地方牵动人心的东西太多。

阳光下的老城显得很沉静。

剖析老县城，匪的问题不能回避，既然土匪改变了老县城的命运，那么对于这座城的历史来说，他们已经从台后走到了台前，从被动变为了主动。在历史过去百年之后，我们不妨和那些被称为匪的人心平气和地作一番对视，摸一摸他们的脉络，客观地想些问题，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在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中，以前总是习惯将事物、人物分成“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就连２０００年前的儒家和法家也被划分成先进和落后。７０年代，评法批儒，我正在农村，有个叫老万的人对儒与法作过一番糊涂的评说，老万说：“儒家与法家的分界，是以革命和反革命来论定的，以此类推，郭建光和阿庆嫂是法家，胡传魁、刁德一是儒家；杨子荣是法家，座山雕是儒家；我是贫农出身，一心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是法家，叶广芩出身反动的皇亲国戚，本人又是现行反革命，是儒家……”老万的推理不但把我也把许多人都搞得云山雾罩的，当时谁也说不清他错在何处。对土匪的划定，似乎并不比理解儒家法家容易，其实土匪的定义很简单，权威的解释应归《辞海》：“以抢劫为生、残害人民或者一贯窝藏盗匪、坐地分赃的分子。”土是本地的意思，匪为强盗，不法之徒。土匪的词意虽然简单，但政治立场却难以界定，为了生存，为了面对周围险恶的环境，从而加入“匪”的行列，用今天的观点看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是背水一战的揭竿而起。四川有个土匪当了俘虏，他对审讯者说，如果他们愿意剖开他的肚子，他当土匪的原因就在胃里。好奇的执行官在处决了土匪之后，真的那样做了，胃里除了草，别的什么也没有。（英国贝斯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从盗跖到黄巢，从宋江方腊到李自成，他们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对这些人，我们多是从正面、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给予充分的肯定，然而他们在创造英雄伟业的同时，也干了许多让人遗憾的可恶勾当，残酷的劫掠，血腥的杀戮……

中国军队有相当一部分长官出身于土匪，张作霖、孙殿英、韩复榘、张宗昌……用《沙家浜》胡司令的话说是“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在那个时代，做一名土匪似乎很容易，放开了干就是了。风高放火，月黑杀人，如司马迁记述的：“盗跖日杀不辜，啖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他们利用政权，也被政权利用，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成为社会底层一股股不可轻视的武装力量。毛泽东分析这些人说：“这个阶层是动摇的阶层，其中一部分容易被反动势力所收买，其另一部分则有参加革命的可能性。他们缺乏建设性，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在参加革命以后，就又成为革命队伍中流寇主义和无政府思想的来源。因此应该善于改造他们，注意防止他们的破坏性。”毛泽东是很冷静地分析和看待这些人的，对他们的特点给予了很大的理解和宽容。

老县城百年的历史，遭受有纪录的土匪洗劫就有十数次之多。１８６２年，太平天国时候，云南昭通农民起义军蓝大顺率领队伍沿傥骆道直取老县城，两任县太爷先后弃城而逃，“不知所终”，后来又是县长的被杀，眷属被绑，几乎没有过安生日子，城外头的死城隍老爷保护不了这里的黎民百姓，城里的活县太爷连自己也保护不了，更何况这座城。秦岭大山，向来是藏匿匪贼的最佳处所，老县城居秦岭中心，独特的民风民俗为土匪的窝藏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温床，让我们来读一段光绪年的县志：

（此地山民）质朴劲勇，习险耐劳，民风刁悍，好讼轻生，鼠牙雀角，亦成讼端。山民行走，多持兵器，猎户常有镖客拳勇之技，一可当十，其火枪百不失一，足备非常之用。山内匪盗，有黑、红线之分，黑者换包设骗，红则拜把结党，溜窃抢劫，祸及良民。山中村落绝少，仅就所垦之地架棚筑屋，零散居守。其民五方杂处，无族姓之联属，呼朋引类，动称拜兄，姻娅之外，别有干亲。往来住宿，内外无分，故奸拐之事，屡见不鲜。

……盖匪徒暗藏利器，质小而锐，名曰“黄鳝尾”。每遇追捕紧急，挺持格斗，我无利器，则为彼戕害。

兵役获匪徒伙犯，中途拦截，名曰“打炮火”。地方官过于拘谨，不能除害，则良民不得安堵。

这样的习俗在中国山区有着普遍性，山里的“赌”和“烟”成为了两大祸害。事物的丰富多彩体现于它们的细部，我们不妨在一些细部上稍作停留，然后通过对细部的一瞥，把握整体。老县城内有座“荣聚站”，算是城里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清代建筑了，与秦岭北麓的建筑不同，它有着明显的南方晚清建筑风格：高大的风火墙，穿斗式五举梁架，宽阔的前檐，彩绘着花朵的檐下壁画，连同那“荣聚站”的金字大木匾，说明了这里曾经是人来人往的热闹所在。有人跟我说这里是乡绅们议事的地方，我想这种推断也不无道理，但更主要的它还是城里的一处客栈，有驿馆性质，半公半私，也是一处绝大的赌局，“其赌自造宝盒，弹钱、掷骰子，不打马吊，不斗纸牌”，玩的都是真家伙，尔虞我诈，龙蛇混杂。

历史走着大螺旋式和无数小螺旋式的发展路线，过去的记录里有着未来的风色。在写作本章的中间，我随中国作协代表团出访了一次美国，领略了荒凉戈壁上新兴的赌城拉斯维加斯。城内每个饭店的大厅都是一座绝大赌场，我住在五星级的ＭＧＭ饭店，凌晨四点钟一楼赌场内还是人头攒动。人们说拉斯维加斯是座不夜城，这是美国一个特殊的地域，在这里，登记结婚只需花５０美元，１０分钟，一切就可以办妥了，晚上９点了，你也可以去进行登记，举行婚礼。在拉斯维加斯，每天的婚礼在３００场以上。赌场同样没有时间概念，更没有“休息”一说，中心街那可以乱真的天幕上永远是蓝天白云。熙攘的人流，变幻不定的灯光，使人处于虚幻之中，这里，就是梦境，你的双脚永远踏不到实地。侍者端着酒杯服务于各个赌桌跟前，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温文尔雅的诱惑是致命的，不可抗拒的，人性的负面在这里被合法化，规则化。命运的不可捉摸，让你已经搞不清楚你是谁，来自何方，放肆、贪婪在这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突然一处爆发的欢呼，就是某个百万富翁的诞生；一张不动声色的面孔背后就是一家、几家的倾家荡产，都是瞬间的事情。一部分美国人咬牙切齿地说，拉斯维加斯是魔鬼之城，罪恶之城，上帝早晚会消灭它。但是在上帝消灭它之前，至少现在它还很繁荣。

人说大赌乱性，小赌怡（移）情，由赌桌前那一张张屏气凝神的面孔，我想到了老县城的荣聚站，应该是一样的吧，那里一应的服务设施是有的，大烟、赌局、女人……“山内地虽荒凉，场集中赌局绝大，往往数十两、百两为输赢之注。无钱以偿者，流而为寇。”（《佛坪县志》）流而为寇的寇回过头来又糟蹋了这里，使这座城池废弃。一百年前中国的赌导致了一座城的消失，一百年后美国的赌则新兴了一座城市，带动了一片商机，它的富于幻想，它的鼓励创造，它的活跃生动，它的丰富多彩，带来的经济繁荣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上，事物近似，却绝没有翻版，换一个时代，换一批鸟！换一批鸟，换一种歌曲。我不知道是什么经济规律在起作用，相反的结局让我迷惑，准确的答案应该来自经济学者的诠释，而不是我的臆断。

在老县城，山民和土匪的界限有时很微妙，“山内各色痞徒，闲游城市者，统谓之‘闲打浪’。此辈所得银钱，随手花销。遇土匪则相从劫掠，值兵役亦相帮搜捕，不事生业，总非善良。”土匪闲了也种地，老百姓在有条件时也杀人越货，一局输了可以铤而走险，一局赢了马上变作富裕乡绅，瞬间的变换，使命运没有规律可循。

佛坪自然保护区药坝乡有幢大而阔绰的宅院，人称“花房子”，我曾多方打听这座宅院的来历，从县到乡竟然没人能说得清楚，连那位将佛坪研究到家的郭鹏老先生一提这座花房子也摇头。花房子的建筑装饰非当地的工匠所能完成，那里面的雕梁画栋，磨砖对缝，远远超出了山里人的思维模式。穷乡僻壤，兀地冒出一座豪宅，让人不能不生疑。当地人是这样解释的，某家的哥俩有一天在地里挖出来一坛金子，由此就发了……突然发了又突然败了，现在花房子已经几易其主，最先的主人早已不知所终。

如此迅速的大起大落，不是正常持家所为。
应该和赌有关。
应该和匪有关。

同样，在秦岭涝峪的两场乡也有一栋绝美的石头房子，其石雕的精美考究是我这个从京师走出的人也为之瞠目，门两侧的石鼓，较老县城衙门口的石鼓要大而精致，高大的堂舍，优美的月亮门，“范阳贵胄”的巨大匾额告诉我们这是一户有根有据的世家……但是当你走进深处，进入二堂，就会发现，整座院落只剩下了门厅大堂，后边什么也没有了，连墙也拆完了，两侧优美的月亮门直通着外面的山野，幽静的偏院连着的厢房踪影全无。一个老汉坐在门口刻了花的石头台阶上，问老汉，说是主家姓陈，从湖北来的，初时在这里做官，接下来就一代一代抽大烟，后来没落了，就将房子拆一点卖一点，卖一点抽一点，到了最后这辈，一座大宅就抽成了这副样子。我的女儿从那些碎砖中拾了一块有兽脸的瓦当，很爱惜地拿回了西安，我在瓦当后面用墨笔写了几个字：不肖子孙戒。

这里说的是烟祸。老县城周围的土匪，几乎每一股都与大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种大烟是解放前山民们的主要副业收入，土匪发家起事，很多也是因了烟和赌。如果说赌是土匪的人力来源，那么烟就是他们的经济支柱。罂粟这种美丽而恐怖的植物在温暖湿润的山地生长得格外茂盛，格外广泛。秦岭山地，烟的质量不算上乘，但是产量却非常之大，与上好的云土相比价格要低廉得多，因此，更增加了秦岭大烟生产的活力，成为当地的祸源。

民国年间，老县城周围的土匪主要有三股势力：东面宁陕境内有盘踞在田峪新场大王寨的彭源洲；南面镇巴有杀人如麻的惯匪王三春；西面清木川有界乎土匪与绅士之间的魏辅堂。从地域看他们涵盖了整个秦岭地区，从时间来说他们几乎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这些人各具脸谱，各有路数，是神通广大的钻山豹，也是招惹不得的土皇帝。至于几次把老县城搅得地覆天翻，杀车正轨们的郧天禄，绑吴四老爷的马义和那些人，则属于随聚随散的流窜小匪，如山里嗡嗡飞舞的牛蝇子，窥人不注意就狠叮一口，让你逮都逮不着。

先说说彭源洲。

我在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８年，花了两年时间调查过他。那时候我在报社当记者，到秦岭的宁西林业局采访，知道了彭源洲这个人物。

彭源洲又名彭渔客，发迹以后自称彭大王，彭大王原先是个打鱼的，穷苦出身，在周至浅山的田峪混日子。民国９年夏天，周至田峪过来了７名国民党的散兵，携了６支步枪，正在沟口打鱼的彭源洲见枪起意，将兵们哄到一僻静处，给酒给饭，将几个傻兵灌得酩酊大醉，然后轻而易举地一一杀害。彭源洲有了枪，纠集了几个山民，来到西河边一个叫新场的小镇子，他选中了镇西孤峰独立、易守难攻、陡峭垂直的观音山，拉杆子扯大旗，干起了剪径勾当。这期间，他纠集了附近几股土匪势力，包括绑架老县城吴县长兄弟的马义和，独霸一方，无人敢惹。

１９２２年，盘踞在汉中的军阀吴新田给西安的头面人物刘镇华孝敬了４０多担大烟，烟帮行至田峪的黄岗砭，遭到彭大王的袭击，枪一响，那些押送烟土的兵丁弃烟而逃，彭大王没费吹灰之力夺烟到手，得胜上山。从此腰包充盈，势力大增，在山顶上建房盖楼，垒筑山门，加固工事，使观音山顶成了一座依险而立的坚固堡垒，更名为“大王寨”。１９２６年，彭大王贿赂县长，以后历任县长非但不究他的强盗罪行，反而加官进爵，委以西河地区团总和联保主任等职，让他主管沣峪、涝峪、甘峪等７条半峪子的治安。省政府主席邵力子还奖给他１０支步枪……

彭大王性情残暴，将杀人当游戏，他谁都杀，杀老百姓，杀商人，杀红军也杀国民党。我记得，在山里搞调查的时候，有一天我正蹲在林业局养路三队的食堂外头吃饭，有个老头告诉我三队这块平场是彭大王专门杀人的刑场，叫断头滩。老人掰着手指头给我数，他认识的雷兴发、张乃堂、彭元子，都是在这儿被砍了脑袋的。他亲眼见一个过路的瞎老汉，大概是个算命的，让彭大王逮了，没给大王说好话，被押到这儿来砍了。老汉的孙子当时也在场，孙子给爷爷磕了头，烧了纸，走了，从此再没人见过。老人说，砍瞎老汉的位置就在现在的伙房前面……我有些毛骨悚然，转身定睛看去，没有什么瞎老汉，只是一片黄花在风中摇曳……就想，不知有多少人临死前在这儿站过，将我眼前这片山水最后收入眼中。这块小小的场地，渗透过汩汩的鲜血，飘荡着太多的冤魂，他们都死在彭大王的大片刀下，死不瞑目。

搞调查的时候，我在大王寨下头的养路三队住着，一仰脸就能看见烟雾缭绕的观音山顶，我很想上去看看，有个当年的红卫兵告诉我，他和一些人在“文革”的时候上去过，上头石门还在，门框上刻着一副对联：“存忠厚守□□□□，养和平贻后世规模。”寨子里一些石头房还在，上面的树很高大，短墙也结实。他们上去以后才发现彭大王的棺木没有下葬，顺墙浮搁着。棺材的质地非常好，是柏木的，他们将棺盖揭开了，彭大王在里面睡着，穿着蓝色的长袍，长了一身绿毛……我问后来怎样，他说后来他们连尸体带棺材一起推下了悬崖。

我在三队那些日子，秦岭山连着下了近半个月的雨，到处都湿漉漉的。我准备了高腰雨靴、砍刀和绳子，林业局的党委副书记马向祖给我配好了人手，只等天晴就上山。可是那雨一直地下，一直地下……

我冒着雨，在新场的街上寂寞地转，街西头坐北朝南有座豪宅，空荡荡无人居住，问房主是何人，说现在是林业局的产业，再早姓郑，郑家是个大家族，全死光了，只有二少爷郑在顺还在，住在东边街上。又说，郑家的人过去与彭大王关系密切，郑家族人郑子元给彭大王作过铁笔师爷。

我就走到东头去找郑家二少爷。

二少爷家房屋歪斜，很是简陋，二少爷本人也是晃晃悠悠，说话牙齿漏风，全没有想象中的少爷风采。说明来意，二少爷讷讷地往屋里让，我搭讪着朝里走，屋里让烟熏得漆黑，靠板墙有口大棺材。二少爷说那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屋，一旦他老去，郑家大屋的历史便最后画了句号——他终身未娶，没有后代，被镇压的大少爷也没留下一男半女。我奇怪他竟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他说他还会讲关中话、湖南话、四川话，见我说的是北京话，便以官话相对了。郑二少说完一笑，当年的影子便由这一笑引了出来。问到彭大王的事，郑二少有些讳莫如深，嘴里呜噜呜噜不知说了些什么，既不是关中话，也不是湖南话、四川话，更不是普通话。我问他上过大王寨没有。他说上去过。

我问，上去干什么？
他说，彭请我吃饭。
我问吃的什么。
他说，条子肉炖木耳。

我注意到，尽管我一口一个“彭大王”，但是郑二少一直很谨慎地将彭源洲称为“彭”，一个很中性的称呼。问到彭大王的具体情况，郑二少说彭源洲惯穿长衫，总是将一个衫角提起来系在腰里，人极瘦，一阵风能吹倒的样子，头发只剃前半部，后边很长，作前清遗老装扮，留着山羊胡，眼珠是黄的，生性残忍多疑，连剃头的事也要让老婆来办理，怕的是别人利用这个机会把他害了。郑二少说彭有两个老婆，大的王氏，田峪人，泼辣能干，会使双枪，百发百中，彭大王打仗主要靠她。王氏不能生养，彭又娶了一个叫陈金莲的女子作妾。陈氏原是周至戏班子里的戏子，有姿色却没韬略，混混沌沌的一个美人，上山当土匪夫人的时候从周至老家买了一个同村的９岁小姑娘作丫环，这个丫环叫王彩敏，现在还活着。新场乡乡长易家兴告诉我，王彩敏就住在本乡的学堂坪，他让我去采访她，说王彩敏知道的事情不少。

于是我就带着林业局的宣传干事小容沿着山道走了大半天，到学堂坪去找王彩敏。宁西的路不比傥骆道，拥挤而繁忙，１９８７年各林业局还在大砍木头，运木料的大卡车隔三五分钟就从我们身边过一趟，腾起一片灰尘，遮断半边山岩。不敢小瞧了这条路，１９３５年徐海东、程子华领着红二十五军就是从华阳、从老县城那边过来，沿着这条路出秦岭的。红军在这儿跟彭大王打了一仗，彭大王据险不出，红军久攻不下，只好撤了。１９４６年，解放军一支部队在这条路上和国民党军队有过一场遭遇战，现在沟底还有几座解放军无名战士的墓，其中还有女战士的……

在秦岭的山道上，不知发生过多少生生死死、恩恩怨怨的事，有人发迹了，有人死去了，有人逃离了，有人无改变地存在着，在时光的长河中，他们构成了这一地区历史的局部，变作了某种象征，让后人生出许多感慨。

我在学堂坪见到了王彩敏，老太太矮小精干，手脚麻利，头脑清楚，年轻时应该是个俊美女子。她给我说了许多彭大王的生活细节，能喝酒，三五斤不醉，抽大烟，瘾极大，爱敛财，不择手段。彭大王从民国１０年在此安营扎寨到民国２８年落马，在西河新场整整盘踞了１８年，劫掠的范围方圆数百里，经营的摊子也不小，收的租子要农民往寨子里背，上面有巨大的谷仓，每年光党参山场收的党参就有数十吨，用车往外运……

彭大王一死，树倒猢狲散，大小老婆相继去世，王彩敏便嫁了名为彭的继儿实为长工的韩某，在大王寨下面守着几亩山地度日。现在她已儿孙绕膝，陈年的旧事想也不愿意想，提也不想提了。我给王彩敏和她的丈夫照了相，她的儿子追出来悄悄地要给我钱，我问为什么，他说他的父母这辈子从未照过相，这是第一次，希望我能将照片寄回来，将来老人不在了，有相片留下，也是个纪念。

儿子的孝心让人感动。

我在两河小镇上想找老红军说说红二十五军路过这里的事情，结果不知怎的转到中药铺里，大概当时牙疼，上火，想买点药。掌管铺子的中医师叫徐家逸，因都是学医的，便有了共同语言，说了柴胡、甘草之外还说了彭大王。意外的是这个徐家逸谈到了他的哥哥，他说他的哥哥徐仁卿是个共产党，曾经奉命令刺杀过彭大王。徐仁卿１７岁那年家里让他出山去卖１０包党参，他走到关帝庙遇上了红二十五军，扔下货就跟着红军走了。两年后徐仁卿带着任务偷偷潜回家乡，打入彭大王的山寨，深得彭的信任。徐仁卿的目的是刺杀彭大王，瓦解土匪势力，为红军筹集资金。一天，徐仁卿趁彭大王午睡时，准备用左轮枪将他打死。无奈，抠动扳机，是个臭子，枪未响。这时彭大王醒了，见状脸色颇有疑惑，徐仁卿借机赶紧退出，连夜逃出山外。

我说这情景很像《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刺董卓，不过一个用匕首，一个用枪罢了。徐家逸说结局可是不一样的，曹操人家成了大事，当了皇上，我哥哥却是被国民党抓住，以“通共匪、通土匪”的罪名，杀害在宁陕关口。说着中医师拿出一张一寸小相片，说这是他哥哥临刑前照的。照片的摄影技术不佳，加之年代久远，发黄发暗，有些模糊，但大体还看得清楚：一个方脸的年轻人，站在一片乱树前面，面无表情地看着镜头……

彭大王没杀他，国民党杀了他。

关于大土匪彭源洲的结局，县志上有记载，１９３９年陕南巨匪王三春流窜到这一地区，王三春与彭大王两个恶匪关系一向是勾结、防范，既互相冲突，又互相利用，他们以爱和恨的复杂感情结成了盗匪联盟。王三春的小老婆坐月子，就是在彭大王的寨子里，这里相对稳定、安全。襄樊国民党中央预备师师长谢辅三奉命担任国民党新编第２８师师长，调陕西来围剿王三春。谢辅三是个聪明人，他知道彭与王之间的微妙关系，队伍开到新场大王寨底下，谢师长让手下三团团长毛兆甲上山去向彭大王借粮剿匪。彭大王既惧于国民党部队的势力，又碍于跟王三春的交情，更出于他的吝啬本性，连大门也没让进，就在寨门外头设宴招待毛团长。席面上反复商议，彭大王只借大米五石，多一点儿也不增加。五石大米对于剿匪部队来说是杯水车薪，带有玩弄性质，毛团长一怒下山，报告谢辅三，“彭源洲阻碍剿匪，拒不借粮。”此举正中谢辅三下怀，于是谢下令灭王三春之前先攻大王寨。毛团长让人冲了几回冲不上去，损失很大，索性调来“二八”炮，往山寨上打炮。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二八”炮是一种什么炮，我常背着带长焦镜头的相机在山里跑，新场的农民便指着我说，看，那个背“二八”炮的又过来了。可见山民们对“二八”炮印象之深。在攻打大王寨的战斗中，这种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团的第一颗炮弹击中了山顶的库房，金黄的稻谷破仓而出；第二颗、第三颗相继在寨中开了花，彭大王不得已，领着妻妾下山投降。据当时的师爷后来回忆，彭大王下山时手里捏着一刀烧纸，有人不明白作甚用，师爷心里明白，这是彭给自己准备的“上路钱”。果然，后来彭大王因受不了酷刑而吞烟自杀。

贪得无厌、聚敛成性的彭源洲死后，他的财产往县城足足运了一个月才运完，人们说，“死了彭大王，肥了谢师长”，这一切大概都在谢辅三的设计之中，土包子到底斗不过老谋深算的职业军人。我看过这笔财富的记录，很枯燥很冗长，曾经抄录了一小段：

剿山寨存粮９００余石，一捆捆放得发了霉的四大银行钞票，用筛子装的元宝、银元２００封（每封１００元），麝香１０包（每包２斤），大烟２００包（每包２００两），另有水银、金钗、高丽参、西洋参、黑木耳、冰糖、海参和积存的大量长了绿毛的腊肉……

有人见到，部队攻山时，彭大王的大老婆王氏将数袋银元抛下绝壁，这些银元至今散落深山，招来无数探宝者，引出了一个叫徐文友的为银元而放火烧山的举动。我后来写了篇小说《菜子坪手记》，说的就是这件事。我曾经对林业局的领导马向祖说，你们转产开展旅游项目，深山探宝可算一项，谁找着算谁的。

马向祖说，要那样得把这片山踩平了，就让它们在石头缝里嵌着，在树叶底下藏着吧，有个悬念好，你是搞文学的，你懂这个道理，不要把什么都闹出个结果来。

彭大王对老县城的损害是直接的，他们不但绑架过县知事的眷属，还绑架过许多无辜百姓，对这些土匪的审讯记录佛坪县档案馆里有不少。

我有一个心事，要请郑二少爷吃顿饭，这个孤寡无依的老人守着他的棺材寂寞地打发着残余的日子，清苦中，他念念不忘彭大王的“条子肉炖木耳”，今天在“条子肉”的上面再增添新的菜肴，刷新他的记忆是有必要的。１９９３年我揣着钱来到新场，打算认真地请请郑在顺，但是郑二少爷跟他的柏木大棺材已经一块儿走了。

老县城南面的土匪是王三春。

王三春是在民国史上都很有名的大土匪，人们将西河的彭源洲称为“大王”，将镇巴的王三春称为“魔王”。

魔王比大王更恐怖。

有关王三春的材料十分丰富，这主要有赖于汉中地区镇巴县政协的整理，镇巴有位叫符文学的６９岁老先生，搞党史研究的，他整理了大量王三春的资料，编了王三春的年谱，为我的调查提供了很大方便。也正是材料太丰富了，我跑的路就少了，丢了很多感性认识，变得有些枯燥。

我第一次踏寻王三春的踪迹是在１９８９年，从彭大王的山寨直接奔了川陕交界的渔渡镇，渔渡是川陕走廊土匪们的必经之地，早先遭受过李自成部下杀人魔王张献忠残酷洗劫，全镇人几乎全被杀光，鲜血把一条河都染红了。几百年后又来了王三春。王三春是四川平昌县人，农民出身，读过书，好斗性狠，与家乡族长王宗林打架，放火烧了王宗林的房，对众人说，这是放火，老子十年后回来还要杀人呢！王三春当了土匪，带着十几个人来到了渔渡，先杀了区长王应钦，第二天又抢了集市，从此就在陕南落了脚。他受过政府招安，当过“川陕边游击司令”，却一直坚持自己的原则“受招不受编”，“受调不受编”。王三春与彭源洲不同，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土匪，他将自己经营的匪帮称为“第二家庭”，自任家长，提出“活捉国贼蒋介石，第二家庭成一统”的政治口号。王三春自命“陕南剿匪总司令”，曾计擒大土匪罗玉成，跟红四军打过仗，跟国民党顽强对抗，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怎样的一副脸谱，实在是花哨得难以描画。王三春活动范围扩展到陕西２０多个县，武装力量有４个团，５０００余人。他的权力大到自己委任县长，设立税收局，收来的钱一分也不上交。在他的老巢镇巴县，他有一套完整的设施，成立了八大处：军需处、服管处、医务处、军械处……有造币厂，边棚营，儿童连，敢死队，成立了“中华救民镇槐党”，请来了南京武术学校的教练，教他和他的老婆们武术，俨然一个独立王国的建制。符文学给我提来了王三春当年造的铜元，图案大小跟当时全国流行的铜元相似，就是分量不足，制作粗糙，上边有陕西镇巴县字样。

“剿匪司令”本人就是个恶贯满盈、臭名昭著的大土匪，这也堪称民国的笑话。民不堪其弱，蒋介石下令：“川陕甘军事饧，边境驻军切实严防，以免窜扰。”针对的就是王三春。抗战暴发后，蒋介石派代表来收编王三春，王三春对代表说，蒋介石没资格管我，我不愿意享他的福，我的名称叫‘第二家庭镇槐军’，他那个青天白日底下有个鬼，我要捉他的鬼。

整个一个胡搅蛮缠。
符文学老先生给我讲了不少王三春的事情：

王三春的一对八哥被猫吃了，他就派了一个连，在全县城房顶屋脊上逮猫，见猫就剖腹，闹得全县城老百姓跪下请愿。

王三春有几房老婆，大的杨氏，在老家。二的姓于，叫于淑卿，有一天于氏说，明天打春，她要回娘家。王三春对“打春”这个词很忌讳，第二天在老婆回娘家的路上，他偷偷设埋伏，将于氏打死了，说是遭到土匪袭击，王三春装作很伤心，还假惺惺地烧纸祭奠；三老婆邓芝芳，是三团团长，能征善战，是王的得力臂膀；王三春还有一个小老婆叫周桂芳，是南郑县的女学生，也有人说叫周云秀，这个周背着王三春和三路指挥田禾穗有染，后来周桂芳脱离了王三春，到陕西省国民党的战干团工作了。

有一天，由警卫连长王普益打的旗子倒了，按土匪规矩，旗倒了就要杀人，于是王三春命令部下，到村里抓来一个老乡杀了，然后才把旗升起来。

王三春喝酒没有下酒菜，就拉过一个票，将胸口划开，从背后踹一脚，那人的心脏就掉出来了，这是王三春从多人身上练出的绝技。挖出来的心被生切了下酒，如果太肥，就炒了吃。

王三春识字，有个铜墨盒，上面刻着他的几句诗：古有王世充，近有王三槐（白莲教头目），轮回三十载，三春今又来。

王三春的祸害是放射性的，秦巴山区，没有哪个地方他没有骚扰过。他从宁强县绑来了财主陈百万的女儿，要陈百万拿５００条枪、３０００块银元、１５００套军服来赎女儿。等陈百万凑齐了东西来赎人时，他的女儿已经被埋了很久了。

民国１８年，王三春窜到傥骆道南端的西乡，杀死妇孺四五百名，烧毁民房数百间。八月，王三春进入紫阳境内，烧房数百，杀人无数。

最残酷的是王三春血洗镇巴县城，王被剿匪剿出了县城，养成羽翼又杀了回来，对这座城进行了残酷报复，见人就杀，房屋全部烧光……

符文学说，以前小孩子哭，大人吓唬说，王三春来了，小孩就不敢哭了。现在小孩不听话，大人就说，这孩子是王三春变的。

事隔多少年了，王三春的阴影还在人们心头徘徊，可见创伤之深之痛。

１９３９年，日本人占领黄河北岸风凌渡，炮轰陇海线，西安随时有被日本人攻占的可能。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也是王三春在山里闹腾得最热闹的时候。也就在这个时候，陕西省主席兼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让谢辅三进山剿匪，消灭王三春。

几次战斗，王三春损失惨重，率残部逃窜到华阳、老县城和周至山地，继续杀人放火，侵害百姓，非常不得人心。最终的结局是王三春弹尽粮绝，只剩下了他和老婆邓芝芳，在大雪封山之时被困在秦岭太平峪。王三春让邓芝芳扮作民妇，下山找粮，不料，下了山的邓芝芳由于嘴里的大金牙而暴露了身份，被驻守当地的武装逮住。次日，给王三春带信上山，王三春抗不住，下山了。至此，这个在秦巴山作恶了２０年的土匪终于落网了。

对于王三春的处置，还有些插曲。

王三春被擒，轰动了西安军政界，省保安司令徐经济和一些高级官员纷纷到留守处去看王三春，他们要看看这个杀人魔王到底是个什么模样。有消息说，重庆的蒋介石也要见王三春，谢辅三已经做好了护送王三春去重庆的准备，一时，大土匪身价百倍。蒋鼎文执意将王三春留下，认为万一时局有变，在秦岭山区坚持游击战争，也算个有用的人才。但是监察院长于右任不同意，他认为王三春扰乱后方，破坏抗日，使陕南多少人家破人亡，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于是，在１９３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将王三春、邓芝芳枪毙于西安西华门外。另一说法是枪毙于天水行营，估计是天水行营在西安的办事处，而不可能将两个匪枭压到毫无关联的甘肃去处决。

  有个在日本工作的英籍博士贝思飞，多年从事中国土匪的研究，出版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这是我看到的比较客观的一部著作；相反，作为中国的历史学者、社会学者们对土匪的研究却是凤毛麟角。人们从正统的观念出发，往往不屑于谈论土匪，不屑于纪录他们，更不屑于研究他们，其实“民国创立后，没有一片区域没有土匪，没有一年土匪偃旗息鼓。”（戴玄之《红枪会》台北１９７３年版）土匪问题是旧中国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存在和发展伴随着民国的始终。新中国的社会学者比较注重于革命史的研究、农民战争的研究，没有谁系统地研究过土匪，这大概也是个欠缺。对中国土匪做出理论的说明和历史的阐述是很有必要的，它毕竟是一个历史范畴，它的精彩、生动绝不亚于朝廷的变换，帝王的更迭。

解放以前，陕西以“土匪产地”而闻名，有人统计过，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这里的土匪人数有好几万，其中也有面目别样的土匪，在五花八门的匪帮中可算得上独树一帜，这就是青木川的魏辅唐。

到现在，我还在犹豫，这个魏辅唐究竟该不该划入土匪行列。

魏辅唐１９５２年作为土匪恶霸被政府镇压，至今已经整整５０年了。

青木川在老县城西边，位于川陕甘三省交界处。我与它的接触带有戏剧性质，８０年代初，我要写一篇叫《洞阳人物录》的小说，其中涉及到土匪，那时我不知道陕西哪里有土匪，就在地图上找，找最偏僻最复杂的地方，于是我的笔就沿着陕西的边缘走，走到了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正好，地图上的这里有个小圈，标明是个镇，叫青木川，在秦岭山地属于汉中宁强县管辖。青木川，名字很像是土匪出没的地方，就用了青木川。而后，青木川这个地方老在我心里萦绕，我不知道地图上的那个被我选中的小圈是个怎样的地方，我也不知道出现在我小说里的青木川和实际的青木川相差多少，有没有土匪。总是个谜。

有一年到阳平关的铜矿去采访，这里离青木川有几十公里。我跟铜矿的人谈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告诉我青木川过去有个大土匪叫魏辅唐，在外头坏极了，在乡里却是尽干好事，建小学，建中学，修桥铺路，是个善人。这个魏辅唐非常向往山外的文明，在山外买了汽车，拆成零件，让背工背到深山再组装起来，在镇子里嘟嘟地开。那个镇子至今古色古香，保持着清末民初的风貌，土匪的压寨夫人还在老屋里住着，是个大美人……

我听了当时就很冲动，马上就要到青木川去。可是道路太难走，根本没有车，计划只好搁浅。

这一搁浅就是二十年。

２００１年底，我厚着脸皮跟周至县要钱，要车，不管怎么说我也要到青木川去。到了汉中，一些人听说我要去那儿，哗地都来了，他们要跟我去，声称不给我添麻烦，并自己带着车……于是有政协的黄建军，他是研究蜀道的，有新华社的小贾，他是专搞汉中地区新闻报道的，还有我带的“特级”秘书、考证专家王安泉，加上两个司机，一伙人打狼似的奔青木川去了。

西去的秦岭已经不像中腹老县城那样的险峻，河谷也相对宽阔，只是山还是连着山，穿来穿去走不出山的缠绕。汽车沿着嘉陵江往西，路边有古栈道遗迹，是通往四川广元的明月峡栈道，属蜀道系列。过了燕子砭往南拐，山渐渐地深了，人家也逐渐稀少，河里有带棚的木船在漂，带出了“野渡无人舟自横”的意境。

路越走越艰难，过了一个叫广坪的地方，我的车被泥窝住了，无法继续行走，原以为过了这段下面的路会好些，问过来的农民，说下面的路比这儿还难，不但有泥还有大石头。只好抛弃我的桑塔纳挤进黄建军的越野吉普，越野车也是走走停停，很多时候我们在步行，一步一蹦地跳过那些大石头。

真是领教了青木川道路的利害。

到了青木川天色已晚，一行人直奔乡政府。政府里只有书记李发裕在，李发裕年纪很轻，很热情，许是在山里待得太寂寞了，见了我们有很多话，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他希望能把青木川的故事写成电视剧，拿到全国去播放，让谁都知道秦岭里的青木川，就像谁都知道《芙蓉镇》里的芙蓉镇似的。离吃晚饭还有段时间，大家在街上转，就说些有关魏辅唐的话。李发裕叫来一个名叫徐钟德的７６岁老汉，说这人是街上的老人，知道情况比较详细。

徐老汉中等个，背有些微驼，说话缓慢而有节奏，说着带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话。他告诉我们，青木川明清时叫回龙场，因街上有大青木树，后来就叫了青木川。镇西的河是金溪河，河里出沙金，一年可出３０公斤，量不大，也没人下工夫去淘。

河水清澈见底，河中有鱼，现捞现吃，李发裕让街上的饭铺为我们准备晚饭，已经着人下河捞鱼去了。河上有带廊的木桥，比美国电影《廊桥遗梦》那座桥漂亮多了，那座洋桥是个封闭的筒子，青木川的廊桥是真正的廊桥，有栏杆有廊柱，面上铺着厚木板子，石桥礅上还有当年魏辅唐修桥留下的字。青木川和老县城一样，是群山环抱的一片平地，南边是龙驰山，属四川，顺着镇上的路一直往里走，不远就到了著名风景区九寨沟。西边山是凤凰山，连接甘肃，东边是银锭堡，北边是黄猴山归陕西，山山都是青翠碧绿，雾气萦萦。一条古街南北横陈，中间一条石板路，两边是木板的铺面房，卖杂货、卖吃食，男人们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女人打着毛线守着摊子。街上出奇的干净，没有行人，我不知道这些铺子都是为谁开的，如何维持本钱。

徐老汉领着我们来到一座三层的洋楼前，说这是当年魏辅唐接待来宾和办公的地方，是全县最堂皇最考究的一座房子。楼内有回廊、天井，宽大舒展，天井内原有两口用整块大石凿就的长方形石缸，目前石缸只剩一口，上面刻着文字：“洋洋乎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人亦有言，称心意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书法出自魏辅唐的师爷鲁德明之手，字迹娟秀规整，一笔一画都认真到位。门楣柱上有石联“唐虞之世斯为盛，凤凰在乡好有音。”两联中间有一首七言诗：
山外青山楼外楼，行人往复任勾留。
那管中日战争事，闲居乐土度春秋。

这首诗基本道出了魏辅唐自成一统、独霸一方的政治态度。三层楼房的房屋空着，灰尘蛛网，破烂堆积。台阶上长满绿苔，楼板间有小鼠流窜。问李发裕现在楼房属于谁，说是已卖给一农户，那农户却说她买亏了，这大房院如何维修，不如拆了盖新的。我听了吓了一大跳，让李发裕赶紧上报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李好像没太在意我的话。

又看了几处豪宅，有的是魏开的铺面，有的是他的兄弟们的住处，因有人居住，保存都很完整。让人感到魏家的势力在这儿大得很。徐老汉说，魏辅唐原先是个贫困农民，有两个哥哥，他排行老三，在街上卖油。青木川是个三不管的边远之地，盗匪丛生，烟赌泛滥，魏辅唐哥儿三个生性顽劣，参加民团，杀死团长，掌握了地区大权。魏辅唐的发达主要是靠了种大烟。民国时期，汉中的大烟种得特别多，军阀吴新田就是靠种大烟来搞军饷的，他送给西安刘镇华的大烟走半道让彭大王劫了，竟然武装了一个大土匪，可见烟的利润价值。魏辅唐也种烟，他说，连延安那会儿都靠种烟搞军火，我为什么不搞。魏辅唐充分利用了三省交界的特殊环境，种了大量的烟，一时，青木川山上山下，到处是罂粟，一片灿烂。魏辅唐一年的收成是３３大石缸烟浆，青木川的街上开了不少烟馆，奇怪的是魏辅唐不抽大烟，也不允许他周围的人和部下抽。

徐钟德老汉告诉我，魏辅唐用大烟充实了自己，有了钱就买枪，买了很多好枪，他千余人的队伍就有枪４００多杆，其中有８支美式冲锋枪，１０支卡宾枪，还有美国马克斯式重机枪、轻机枪，他本人使的是德国造的驳壳枪，这种装备是秦岭里任何土匪武装所不能相比的。魏辅唐有了枪就有了势，有了烟就有了钱，靠钱他打开了不少门路，什么胡宗南、祝绍周等国民党军政要人，魏辅唐都去打点过，用他的话说，就是汉中那边放个屁，他也知道是谁放的。

民国３３年，五六月正是大烟收获的季节，国内山南海北的烟贩子都云集到了青木川，镇街上履舄交错，人头攒动，茶馆酒店，通宵达旦，声势造得非常之大，颇似现在的商品交易会。当时县长李风文认为魏辅唐这样明目张胆地搞大烟交易太离谱了，就派保安大队队长周瑞生带了保安队到青木川来查烟禁烟。周大队长下到青木川，看到魏辅唐的队伍超过自己几倍，武器也精良，遂连一棵烟苗也没敢动，在镇上吃喝了几日，腰里装满了大烟土和票子，返县而去。

李风文一看这情景，决定自己亲自出马，带着几十名警察骑着马到了青木川，魏辅唐沿街组织了列队，夹道欢迎县长，县长睬也不睬，青着脸一句话不说，直奔洋楼。魏辅唐陪着笑一通招待，招待县长也招待警察。第二天县长上山查烟，没走多远就碰到山上打冷枪，说是有个叫五阎王的在组织人打猎。县长见势头不好，为保命，匆匆回县里去了。

李风文的后任县长何葆华不信邪，带着心狠手辣的警保大队长伍夺元来查魏辅唐，这个伍夺元是个喜欢较劲的人，阴奸损坏，他决心跟魏辅唐好好较量一下。但是县长还没动身，查烟的消息已经到了青木川，还有人通报了伍队长的厉害。前三天，魏辅唐通知各大烟馆，最近不许点红灯卖烟棒子，并且将镇上的烟收拾得干干净净。县长们来了，又跟接待李风文一样，好吃好喝好款待，镇上大小头目轮流把盏，把查烟的一行人灌得站不起来了。

县长作梦也没想到他带来的得力助手伍夺元是个大烟鬼，这一点恰恰被魏辅唐利用了。酒席上，一路风尘的伍队长酒也没喝，饭也没吃，只是打喷嚏，流眼泪，说是身体不舒服。吃过饭各自进屋休息，伍夺元却在房间里转来转去，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魏辅唐的副官杨兴若上楼来送茶，伍夺元一把拉住杨兴若说，我感冒了，头疼得厉害……

杨兴若说，我给伍队长请个老中医去。
伍夺元说，我想……抽口大烟。
杨兴若说，大烟治感冒倒是来得快，过去我们这儿有那种东西，现在都禁绝了。要不，我去报告魏大队长，让他想想办法。
伍夺元说，使不得，使不得，真人面前不说假话，这事就烦老兄帮忙，别让你们大队长知道。

杨兴若把伍夺元领到某家烟馆，烟老板边打烟泡边对伍夺元说，魏大队长下令禁烟，我们这儿早就不卖这个了，这是我自己藏了私用的，不是杨副官，我也不敢拿出来，让魏大队长知道了可不得了。

禁烟的伍夺元在烟馆过足了瘾，在当晚的饭桌上吃得很痛快。半夜，杨兴若送来了上等好货南坪土５０两，第二天一早，伍夺元给县长打报告说感冒了，让他手底下的人去查查就行了。县长无奈，也只好这样了。查烟的人前门刚下去，后门就来了烟馆老板，给“病中”的伍夺元送来了“药”。第二天伍夺元们就撤回了县上。

一次次的查烟就这么不了了之。

徐钟德老汉将这一切说得很详细，很生动，很具有文学性，我知道，山里乡间，这样的文化老者各地都有不少，只要你留心，到任何一个村里去采访，都能找到这样的大学问。

晚饭，乡书记安排得非常丰盛，就地取材，有河鱼、腊肉、土鸡、蕨菜、包谷酒什么的。农家自酿的酒，有股绵绵的醇香，用不着担心假酒问题，大家都放着量地喝，都夸菜好饭香。徐老汉却滴酒不沾，怎么劝也不喝。我问为什么，老汉说，是习惯了。又说，魏辅唐这个人不抽烟也不喝酒，所以我也不喝酒。我突然无话，觉着有什么地方我转不过弯来。

这顿饭吃了近两个钟头，主人李发裕带着我们，个个喝得面红耳赤，说话时舌头放大了不少。我想，当年那些进山来禁烟的人大概也被魏辅唐灌成了我们这副模样。就借着酒劲儿悄悄问徐老汉，要是在以前我们这伙文人到青木川来了，那个魏辅唐会怎么样。

徐老汉对我说，他会好好招待你们，说着偷偷指了指青木川的书记说，比他这个要好。

不知哪位吃得高兴，吟起了古诗“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下边的句子却再记不起了。不想，徐老汉一口气将它接了下去：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一口肉噎在我的嘴里咽不下去，那个魏辅唐，这个徐钟德，在我眼前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雾。

酒喝得晚了，徐老汉的儿子给父亲送来了棉大衣和手电，大家为他的孝顺感动，给他敬酒。儿子文诌诌地说，无父命，不敢从。

大家就看徐老汉。徐老汉说，犬子无能。又对儿子说，喝一杯，回去吧。
儿子老老实实地满饮了一杯，走了。
我愈发地看不透这个徐钟德了。
散席时，大家在乡村饭铺门口告别，相约明日一早到魏辅唐的老宅子去看“压寨夫人”。这时徐老爷子突然冒出一句：
Ｇｏｏｄ ｎｉｇｈｔ．
吓了我一跳。

青木川的老农会说Ｇｏｏｄ ｎｉｇｈｔ，发音标准，吐字清晰，这个徐钟德究竟是谁？！

晚上，李发裕将他宿办合一的卧室给我腾出来，他和其他的人挤在客房里。李的小卧室打扫得很干净，有小镜子，有塑料的花，还有很多杂志，不是为我特意准备的，这里本来就是这样。李发裕是个细腻的有点学生气质的年轻书记。我躺在床上，读英国人写的那本《民国时期的土匪》，外面下了雨，有飒飒的风声，书里面贝思飞在谈论东北匪酋张白马制定的“十三条禁令”。

这个东北土匪给他的部下明确规定，攻击单身行人、妇女、老人和孩子要受到处罚，但是攻击官员，不论是清官还是贪官，只要他踏入匪帮的地界，都是合理的目标。是贪官，财物被掠夺一空，清官留下一半。外国人不许抢，以免引起外交麻烦，抢妇女的处死。每次得来的收入，分为九份，两份是公基金，一份给提供情报的人，四份在成员中分配，一份作为奖金奖给直接参战人员，剩一份给过去死伤人员的家属……

张白马有高度的社会意识和政治意识，有管理能力，他应该是个好企业家……

什么时候睡着的不知道，一夜净是梦，梦见在青木川的洋楼里喝酒，许多人在谈论事情，其中靠东坐了一个黑脸的胖子，穿着白绸褂，感觉中他就是魏辅唐……

早晨一见到徐钟德就问魏辅唐长什么样，穿什么衣裳。徐老汉说，魏辅唐胖胖的，像戏台上的胡传魁，号称“宁西人民自卫总队”。当总队长时穿军装，带驳壳，蹬马靴；受编于国民党，当了民团头目，改穿毛哔叽军装，斜挎武装带，就是刁德一那打扮，更多的时候穿蓝色暗花印度纺绸大褂，戴礼帽，很绅士的样子。魏辅唐向往山外的文明，却又谨慎小心，用警惕的眼光看着山外的一切，他没事从不走出青木川，他的部队可以这里那里骚扰，他则稳稳地坐守“老根据地”。外边政府有事，也要到青木川来跟他谈判，他买了手摇电话，买了留声机，买了一切能买到的山外文明，但就是不走出这山。

留声机的唱片就那么几张，那几个曲子在青木川翻来覆去地唱，翻来覆去地唱……

我问了组装汽车的事，徐老汉说不是汽车，是黄包车，真正的上海黄包车，拉着太太小姐们在镇街上转。

在徐老汉的带领下，我们看了魏辅唐的两处宅院，一处是高台阶的深宅大院，一处是古色古香的中式楼房，都很宽敞，保存完好。解放后，老宅分给劳苦大众居住，就有了很多改变，门口几个雕花石头鱼池被当做猪圈使用，几口肥猪在池里拱来拱去，舒展而自在，那些雕刻的荷花真正地在粪泥中开放了。

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的玩笑已经反复地教会我们能很平常地看待这一切，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些又会恢复原样，成为光鲜亮丽的旅游景点，任着山外来的闲散游人指指点点。

高台阶上的正房是魏辅唐母亲的佛堂，雕花的木头窗棂，前廊后厦的格局，过于夸张的堂皇透视出暴发土著内心难以克制的自卑和虚张的文化品位；那些数米长的石头台阶，当初不知是怎么运来怎么装上去的，那些细腻得有些繁琐的雕刻，不知出自哪些工匠之手，总之，站在院里环视四周，给人的感觉不是那么舒服。

过去内院分别住着魏辅唐的几个太太、子女和十多个大小奴婢。现在魏辅唐的第五个妻子瞿遥章住在巨宅的最后一层，我们跟着徐钟德来到瞿遥章屋里，两间偏屋，不大，干净清爽，青砖墁地，花木隔扇，白色绣花门帘，有沙发和电视。瞿氏正歪在沙发上，大口大口地喘。看得出瞿的身体很虚弱，脸色苍白，有轻微的浮肿，肺心病的症候很明显，但这一切掩盖不住年轻时的美貌与端庄。

魏辅唐一生酷爱枪支和女人，他有大小老婆６个。正妻罗氏，早死，后边分别是唐氏、赵氏、杨氏、瞿氏、赵氏。两个赵氏是姐妹花，是两里外赵家坝的女儿，赵家是大户，书香门第，出过不少官员。我们到赵家坝去，看见２００余块明清石碑被当做青石铺在晒粮的场上，要读碑得踢开那些柴禾稻草，趴在地上，才能读出什么“春会置业”的内容。赵家坝的赵家是明代成化年间奉朝廷命令从陕西关中三原迁到这里的，清嘉庆年间分为５户，每户持一金佛，将来认祖归宗时，以金佛为准。这样一个有根底的人家，女孩自然贤淑恬静，魏辅唐是想让后代改变门风，先娶了姐姐，若干年后，见姐姐没生儿子，又去提亲娶妹妹，赵家讶其做法，他说赵家前人文风盛，优生条件好，聪明有种，要是生了男孩，他们魏家就有望了。赵家畏惧魏辅唐的势力，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将妹妹也嫁了过来，结果姐妹俩谁也没生下儿子。

魏辅唐的五个女人，每人轮流值宿三夜，管三天厨房。跟彭大王和王三春不同，那两位的压寨夫人都是能征善战，手使双枪的高手，魏辅唐却不许他的女人过问地方事情，她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吃喝打扮，伺候丈夫。魏辅唐人胖，穿戴不方便，早晚都要他的女人给他穿脱衣服，扣纽扣。有时候他会叫上两个女人和他一同睡觉，镇上的人说，“三人一床会，男女不相配，六个脚板咋个睡？”魏辅唐不管这些。

瞿遥章娘家是青木川镇上的大户，也是魏辅唐为了子嗣而娶过来的，娶来后许久没生养，魏很失望，才又接来了赵氏。没料，赵氏进门后，瞿氏竟很争气地连着生了两个儿子，就是现在的魏树武和魏树椿。两个儿子不似父亲，性情平和，很像母亲，是老实本分的农民，过着平平常常的日子。魏辅唐的女儿们，都嫁在外地，一个比一个有能耐。瞿老太太如今跟二儿子一起生活，我们来时，二儿子没在家，到街上串门去了，瞿老太太孤寂地坐着，看着院里进进出出的街坊，看着那些在庭院里觅食的鸡。我们的到来，打乱了她的正常生活，老太太勉强站起来，很冷漠地打着招呼。我们问了她一些情况，她只是说，我病了，我病了。

我很后悔，觉得不该来打扰她。

我们去看了魏辅唐当年办的中学，两层楼房，有大礼堂，徐钟德介绍说柱子的浮雕是巴罗克式，工匠全是由上海请来的。学校的仓库里至今保存着当年挂的匾，有“培育英才”，有“厦庇群英”，还有“普及教育”、“提高文化”……都是各地送的。在新盖的青木川小学校，我看到了新建校舍水泥上刻的９０年代的标语“培育英才”、“振兴中华”，两处标语内容虽相隔了近６０年，却是一脉的贯穿，土匪恶霸的理想与今日的教育方针，在某处有着不谋而合，让人不可思议。共同的内涵大概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大背景了，这个文化既容纳得下土匪也容纳得下精英，它无所不包。小学校的标语字迹很新，但是书法却苍老沉稳，非数十年的功力不能达到。问出自何人之手，徐老汉说，在下不才。

我再不能走下去了，站在操场边要他将我脑海里的谜团解释清楚。

徐老汉说，你先不要问问题，我告诉你，当年公审魏辅唐，主席台就在这个操场边边，你站的位置，就是魏辅唐跪绑的位置，公审完了，立即拉到场子南边枪毙了。

我言外有意地说，你当时在哪个位置？
徐钟德顿了顿脚说，我就在这儿。
我和徐钟德的距离不到５米。
我什么都明白了。

离开青木川之前，我终于将这个谜一样的徐老汉搞清楚了。徐钟德，民国１４年生，青木川镇人，家世贫寒，７岁入小学，２１岁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后回青木川，任魏辅唐“宁西人民自卫总队”少校参谋主任。这个官衔是我从徐老汉的《投诚人员证明书》上了解到的，证书是兰州军区发的红皮布面小本子。

徐钟德当了好几届汉中政协委员。

我不理解大学毕业的徐钟德，为什么要回到这三省交界的深山，给一个土匪当参谋。徐钟德说他在汉中念中学，在四川念大学，学费都是魏辅唐给出的，魏辅唐资助了家乡一批穷孩子出去读书，这些人走出去了，大部分都没有回来，他们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当了编辑，现在都混得不错，其中有些人不愿意谈及受过土匪资助的事情……

我问他为什么回来。
徐钟德说，知恩图报。……

枪毙魏辅唐是在１９５２年的镇反运动中，其罪状是恶霸土匪，据调查魏的命案有不少。１９８７年，汉中对这件事有过平反决定，决定在部分人中读过，是局部平反还是彻底平反搞不清楚，我曾托汉中政协的黄建军将这事了解清楚，他大概是忘了，到现在没见下文。将文字写到这儿，我停下笔，往遥远的青木川打了一个电话，是徐钟德老汉接的，他说他一切都好，也让我好好儿的，让我今年一定再到青木川来。我说，听说书记李发裕要把那个廊桥拆了，另造水泥新桥，让老汉一定要坚决顶住。老汉说他是一介草民，管不得那么多。我在电话里说李发裕拆桥太不够意思，发了半天牢骚又感到白搭，碍着人家老汉什么事呢……

从青木川回到老县城，想起了老佛坪那三条孽龙的传说，南边的火龙，东边的水龙，西边的风龙，三条龙将个宝珠团团围住。我围着老县城在山里跑了一圈，见识了东边的彭源洲，南边的王三春，西边的魏辅唐，也算是三条孽龙吧，他们制造了民国时期秦岭山地的氛围，对老县城直接的、间接的危害三言两语不能一一涵盖。解放初期，部队为秦巴山区的剿匪曾经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前两年，汉中地区出了一本厚厚的《汉中剿匪回忆录》，记述了剿灭这一地区土匪的事件和经过，内容的精彩不亚于那部很轰动的电视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只是没有人把它们变成艺术作品就是了。

现在，土匪不再成为时事焦点，大山里的土匪绝迹了，新时代的土匪们抢银行、劫飞机、炸楼房、绑人质，更名为“恐怖组织”，没有哪些匪再肯到深山里洗劫贫困的农民，再为那三斗麦子两斗米杀人放火。红线、黑线成为历史，换包设骗、溜窃抢劫成为故事，目前老县城的治安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候，大概也是一种补偿。在城里人追求防盗门、电子锁、保险箱，为财产提心吊胆过日子的时候，老县城的人却舒舒展展地活着，就那么几户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大门永远是敞着，下地也没有锁门的习惯，不怕人抢，也没有人偷，多少年了，这里没有发生过刑事案件。我在这里住着，开始还关门，后来也敞着了。别人不关，我老关门闭户，显得小家子气。

什么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老县城就是。 

摘自：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