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学林
秦岭是我国乃至世界上的一座有名的山脉，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神龙氏曾在秦岭山尝百草，炎帝部落在秦岭山北麓宝鸡一带生息壮大，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靠秦岭的山水资源给养，走向辉煌。如今，养育了几千年中华先祖的秦岭依然焕发着青春，以他那超强的自然更新能力哺育着将近500万人民，以及各种各样的珍禽异兽奇花异草。新中国成立后，秦岭作为一座天然屏障，为我国重工业发展提供了基地；同时，秦岭也作为一座巨大的宝藏，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木材、矿产。今天，秦岭又作为世界生物多样性的一座天然宝库全世界的关注。在西部大开发的形式下，秦岭作为我国长江河黄河中上游重要的水源基地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秦岭山区群众的脱贫致富以及生态建设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认识秦岭，了解秦岭的方方面面就显得很有必要。然而，至今没有一部专著、一篇文章对秦岭进行全面系统的描述，这给外界那些相了解和关注秦岭的人士带来很大不便，也为秦岭的综合开发和发展造成很多不利。希望拙作能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秦岭名称的来源
秦岭古称“南山”，《诗经》有“节彼南山”，《禹贡》称“终南惇物”，《山海经》亦称“南山”，等等。根据历史载籍，南山之名由来已久。秦岭之名，大概为后起，始建于《史记》，谓“秦岭天下之大阻也”。秦汉而后，特别经韩愈贬潮州诗，“云横秦岭家何在”，秦岭之名，随韩诗而远扬。有的研究者说，“秦岭之名，乃国外学者所定，而并非吾人习用之名”，征得历史事实，此说值得考虑。
南山亦称终南山，左传有“终南九州之险也”。东方朔有“南山天下之险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责说：“盖终南脉起昆仑，尾衔嵩岳”。到了清同治年间，更有毛凤枝著《南山谷口考》，“东起潼关，西至宝鸡，凡南山谷口北向者，得一百五十”，正是陕南秦岭的山地。有的研究者责说：“陕南一带山脉，吾国典籍中，向来似无总名”，征之历史事实，此说值得研究。
回顾历史，我国古代的山脉分布，首推《禹贡》，有“三条四列”之说，而秦岭居中，列为中条；次则有“三河两戒”之说，而秦岭分地络之阴阳；昆仑有三龙，而秦岭为中龙；葱岭有三干，而秦岭为中干，等等。所以柳宗元说：“终南居天之中，在都之南。京都在名山之下，名山随国威而远扬。”所以，秦岭在很久以前，就成为我国的名山。
秦岭也是世界名山。李四光教授认为秦岭为东亚皱褶带中最坚强的一个，不仅决定着华中地质构造，且影响日本的构造形式。吴尚时教授曾指出，我国山脉分布的骨架，以一带三弧为主要结构，一带指的就是秦岭，三弧在北者称为蒙古弧，在南者分别称为华南弧和藏滇弧。在曾昭璇教授著的《中国的地形》中对一带三弧进行了进一步的描述。
二、秦岭的形成
秦岭山地是古老的褶皱断层山地，秦岭北部早在4亿年前就已上升为陆地，遭受剥蚀；秦岭南部却淹于海水之中，接受了古生时期的沉积。在距今3.75亿年的加里东运动中，秦岭南部隆起，露出海面。2.3亿年前晚古生代的海西运动时，秦岭北部也崛起上升，至三叠纪时，因距今1.95亿年的印支运动的影响，秦岭与海完全隔绝，雄伟的身姿基本成型。进入中生代以后，秦岭林区以剥蚀为主，是周围低洼地区的供给地。距今约8千万年的燕山运动使秦岭在形成以断块活动为主的南北褶皱带构造格架后，秦岭又在喜马拉雅山运动的强烈改造下，经大幅度的块断式垂直升降运动而最终形成了现今秦岭的地貌格局。
秦岭地貌的演变，在中生代以前和以后的变化是非常大的。中生代三叠纪时期，中秦岭和南秦岭地区形成了褶皱山隆起带，成为一个广阔的侵蚀地区；以南和巴山地带，是一个广阔的沉降地区；北秦岭（包括渭河断陷谷地）是介于中、南秦岭剥蚀地区与鄂尔多斯沉积区之间的过渡地区。当时，南秦岭的河流往南流入巴山四川海相盆地，中秦岭的河流往北流入鄂尔多斯内陆盆地。
侏罗纪时期，秦岭地带，包括北秦岭、中秦岭和南秦岭，成为具有差异震荡运动的古老准平原，并形成了凤县、商县、勉县和紫阳等许多侏罗纪含媒盆地。秦岭两侧广阔的沉降、沉积地区在逐步收缩，分别向南向北后退；而秦岭地带隆起剥蚀地区却在逐渐扩大。从地貌上看，起伏突出变为平缓，而流域盆地增多且规模变小，分布分散，因而形成了许多侏罗纪的含媒盆地。而两侧河流仍流向陕北和四川盆地中。
燕山运动时期，秦岭地带进一步隆起，并伴有岩浆运动。由于秦岭巴山的隆起，南坡河流向四川盆地移动。由于岩浆活动和差异隆起，绝大多数内陆小型含媒盆地逐渐沉降得越来越低，河流侵蚀更为强烈。因此在秦巴山区两侧的内陆盆地中沉积的白垩系地层的底部和秦岭山地中的盆地里，形成了大量的砾岩。
新生代早第三纪，由于构造运动和缓，因而在这个广泛的均夷作用时期，山地又一次逐渐剥蚀成准平原。在秦岭地区广阔的准平原上分散着许多小盆地，其面积逐渐扩大。在这一时期，除了如徽县和商县这种已经扩大了的中生代盆地外，还发育了如商洛和安康盆地等新盆地。秦岭地区的古老河流自然流入了这些分散的盆地。其时，汉江可能已经大体上发育成现今的形态。汉江的源头当时可能向西穿过嘉陵江，而现今的嘉陵江河源可能就是那时期汉江的源头。因此，汉江可能是秦岭山区早第三纪准平原上早已形成的古老大河。
早第三纪到晚第三纪过渡时期，通过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秦岭又进行了隆升。这次隆升开始分裂成许多倾斜的断块，并在以前沉积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断块盆地，如徽县盆地、洛南盆地、商县盆地和安康盆地，以及在其他区形成的盆地，如汉中盆地。渭河断陷谷地以深断裂与秦岭带分开。秦岭大小断块的形成，分割了早第三纪的准平原，形成了最高一级的夷平面——今天海拔2300－3500m的太白山跑马梁面；其次一级的海拔2600－2900m，以终南断块和佛坪断块岭脊为代表，包括玉皇山、首阳山、终南山、兴隆岭、草链岭的夷平面和海拔1600－2200m，以华山、蟒岭、流岭、马道岭、柴关岭为代表的共三个夷平面。而通过三趾马和在蓝田公王岭地层中发现的大量南方来的动物群的遗迹可以推断当时秦岭的海拔不会超过1000m，从而证明三个夷平面如此大的高程是在第四纪时期中逐步形成的。在分水脊以南的大多数河流都向南流入汉江，而黑河由于水量丰富，足以抗衡秦岭和缓的抬升运动，所以继续向北流入渭河断陷盆地。
到了晚第三纪和早更新世时期，秦岭又发生强烈的垂直升降运动。进入中更新世时期，秦岭山地的上升运动以区域性间歇式抬升为主。以后随着地壳的宁静和上升的交替，逐步形成了第三、第二和第一级阶地。秦岭山地的地貌格局基本形成。
三、秦岭的历史变迁
1、秦岭的行政建制变迁
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汉中地区、安康地区和商洛地区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可推断在100－20万年前，陕南地区就有了人类活动，在马家镇杨家村出土的铜鼎、编钟、陶瓷等说明先民在秦岭地区繁衍生息的历史也十分悠久，遍及秦岭地区众多县城的多处原始社会遗址，证实了远古人类在此活动的足迹。
相传，尧舜时期，尧封帝喾之子契于商。契即殷商之始祖。夏商时期，在陕南境内的秦岭地区都属于梁州之地；西周和春秋时期，商洛地区就属晋，而汉中、安康属楚。战国时期，秦岭大多属于秦地。秦汉时期，今陕南地区共设12个县，其中位于秦岭地区的就有略阳、凤县、上雒（商洛）、和商县等。嘉陵江流域的略阳、凤县，在秦汉两代称嘉陵道，属北都郡，而丹江流域的上雒、商县则是秦王朝的根据地。《史记》、《汉书》中就有“南山檀柘；天水陇西山多林木；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山林竹木果实之饶；武都地杂氐羌，皆西南外夷，武帝初开治；楚有汉江川泽山林之饶，或火耕水耨，以渔猎山伐为业”以及“褒斜材木竹箭之饶”的记载，足以说明秦岭山区当时森林繁盛，而农业种植和捕鱼伐木是主要的生产方式。
从汉末到隋唐统一的300多年间，汉中地区有“后汉东，张鲁居汉中，改为汉宁郡，曹操讨平之，复为汉中郡”之说。也就是说，三国鼎立时，汉中地区还是汉中郡。西晋属梁州，南郑为州治所在地。唐代设置其为兴元府，洋州和兴州12县，而宋、辽、金时期称为兴元府。安康地区在曹魏平张鲁后，从原汉中分出，设为魏兴郡，县治同汉；晋时魏兴郡仍沿旧治，而永嘉离乱后属东晋，隋唐设金州汉阴郡，宋置金州安康郡，隶属京西南路，县治袭唐。商洛地区秦归内史，汉初至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州郡属治变化频繁，但县治沿旧。唐置商州上洛郡。北宋沿唐旧治，隶永兴军路，金属京兆府。
2、农业发展
秦岭原来是一片苍茫林海，由于历代统治阶级不断进行砍伐，森林已遭严重破坏，加之农民被迫毁林垦荒，更加剧了秦岭林区植被的破坏。
西周末年，郑国（今华县）庶民南迁，定居汉中，始建南郑，开始从事原始农业。从秦汉以来，这里就逐渐成为农业区（汉高祖刘邦曾凭借巴蜀租税，接济军粮，取得天下），同时也发展了多种生产，如茶叶在汉中就有悠久的历史，唐宋期间，《西乡县志》已有“男废耕，女废织，其民昼夜采茶不休”的记载，可见当时茶叶生产的盛况。但是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范围大部分仅限于汉中盆地及汉江沿岸盆地，历史上的秦岭山区不仅居民稀少，而且居住的极为分散，大多以小片宜农地呈点、带状分布于河流沿岸，面积较大地凸岸平坝也很少又超过30亩的。居民和耕地分布一致，历史上以三五家为聚，零星散布于河流两岸，不少县城居民不足百家。也正是由于山区人口稀少，对森林的破坏较轻微，所以在清中叶以前，秦岭山区基本上森林密布。
宋代王禹偁的畲田诗并序中就描写了当时农民被迫的毁林种田的情景，序中说：“上洛郡南六百里，属邑有丰阳上津(今山阳县)皆深山贫谷，不通辙迹。其民刀耕火种，大抵先砍山田，虽悬崖绝岭，树木尽仆。俟其干且燥，乃行火焉。火尚炽，既以种播之……”。
到了明代，随着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日益加深，越来越多失去土地无以为生的农民从四川、关中、湖北、湖南，四面八方流亡到秦岭和大巴山区，称为“棚民”，到了明朝嘉靖年间，由于封建地主残酷剥削农民，大批无地农民（当时被称为棚民）进入秦岭山区，用刀耕火种的方法继大肆砍伐森林，甚至连深山老林也变成了耕地，使森林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因之造成了土石山区的水土流失，河道淤塞，许多地下河变成地上河，水灾也日渐频繁。而后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转战数十年，使森林再度被毁。至今秦岭山中仅仅保存下来寥寥可数的幸免于刀斧犁耙的原始林区。
从清乾隆时期开始，秦岭山区的大规模开发才真正开始，乾隆后的100年间，全国人口由1亿增至4亿，而同期生产力发展缓慢，使平原地区首先出现人口过剩。于是，在乾隆年间，有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四川等省的农民进入秦岭山区耕种。乾隆三十七年和三十八年，四川和两湖歉收，于是又有大量灾民涌入秦岭山区开荒度日，移民带来了适宜于山坡种植的玉米和洋芋。成书于1822年的《三省边防备览》中就有“数十年前山中秋收以栗谷为大庄，栗利不及包谷。近日遍山皆包谷”的记载。大量开荒种地使粮食产量迅速增加，为大量生计无着的农民的移入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人口增加却导致大规模毁林开荒，正是由于明清时期在山区资源开发过程中的盲目和过度倾向，使秦岭山区的发展速度在清朝末期明显迟缓下来。光绪年间，由于秦岭山区连年阴雨，高山冻害严重，庄禾不收，山民下移，同时由于战后人口下降，秦岭山区的森林才有所恢复。
但是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军阀混战，繁重的苛捐杂税又迫使农民向林区迁移，毁林种地又日趋频繁，严重地破坏了森林植被，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日趋稳定。
由于山区可耕地少，粮食产量低，对人口密度有很大限制。明代以前，我国主要的农作物是稻、麦、糜谷、高粱及豆类。秦岭山区由于秋雨过多，不利于小麦播种，同时在小麦灌浆期的5月份，秦岭地区较多的阴雨也不适于小麦需要充足阳光的要求，对小麦成熟不利。而糜谷适生于半干旱地区，在秦岭地区的气候条件下产量也不高。水稻则是秦岭地区盆地宽谷有渠水灌溉的地方的主要作物。由于秦岭山区耕地少，所以仅在沿岸宽谷中有呈点状分布的少量水田。河水陡涨陡落，水田难修易毁，易受天灾，旱作又多受鸟兽之害，故粮食产量低且不稳。由于粮食产量的制约，人口数量自然波动不大。历史上几次大的人口流动多由于天灾或者政局不稳造成，而流入秦岭山区的人口多为逃难的灾民和流民。
3、交通变迁
根据前人的资料[④]，从汉江与渭河之间横越陕西东岭的古道有七条：即蓝武道、镇柞道、子午道、黑水浦河道、傥骆道、褒斜道和北栈道。这些古道基本上都是期着南北奔流的河流通行的。“千里栈道”在古代文化交流和经济来往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今天翻越秦岭沟通南北的铁路和公路，也都基本上是沿着这些河谷修筑的。
古代人们为了越过秦岭、巴山，开拓了不少道路。其中最主要的有嘉陵、子午、褒斜、傥骆和丹霸5条道路。“栈阁北来连陇蜀”的诗句，就真实的记录了古代秦岭的陆路交通的景象。
嘉陵道又称陈仓道和陈仓故道。它从陈仓（宝鸡）沿扦水（今清姜河）经大散关上行至秦岭，又沿着嘉陵江支流下行到凤州，经褒城到南郑（汉中），全场535公里。“汉王北定三秦，用韩信计，出故道（凤县），战陈仓、好畤（乾县），又战废丘（兴平），遂东至咸阳”，就是取此道北上的。这条道路最长，但比较平坦，且有嘉陵江水运之便，汉末至南北朝分裂时期，汉中、关中、四川之间战争很多，多数沿嘉陵道进行。隋唐定都长安，汉中及四川成为唐王朝的一个大后方，长期没有战争。长安、南郑、成都间的交通十分频繁，秦岭嘉陵道沿线驿站不断，仅大散关至宝鸡一段不到100公里的路程就有15处之多。
褒斜道是从眉县斜峪关沿石头河上行至嘴头（太白县城），越秦岭分水岭，顺红岩河谷，经白云镇河王家楞，至留坝县江口镇，又沿着褒河下行经武关驿、马道驿至褒城达汉中的道路，全长380公里。褒斜道的开创可能始于战国，《战国策·秦策》里有“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记载。《褒斜道石门——世界最早的人工交通隧道之一》文中指出：“这千里的栈道包括褒斜道和由汉中到四川剑阁的金牛道。”秦汉时期，褒斜道已成为一条重要通道。《史记·货殖列传》有“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惟褒斜绾毂其口”的记载，说明此道食关中和蜀汉经济联系的交通要道。东汉时期，褒斜道也有过修筑。“永平六年汉中郡以诏书受广汉、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开通褒余（斜）道。时作桥格（阁）六百二十三间，大桥五，为道一百二十九里，邮亭驿置徒司空，褒中县官寺并六十四所”。以“火焚水激”之法开凿的石门隧道，为世界上最早的人工隧道。两汉时代，驿路均设在褒斜道，说明这里来往运输及旅客繁盛。唐代褒斜道经多次修筑，政府规定为驿道，设置馆驿。唐天宝十五年（755年）玄宗李隆基入蜀，即取道褒斜。
傥骆道，从周至骆峪口沿骆峪、经厚畛子，越兴隆岭，沿酉水河经华阳至洋县，全程425公里。这条路线主要用于军事活动。正始二年（244年），魏将曹爽曾出骆峪伐蜀。甘露二年（257年），蜀将姜维出傥骆道伐魏。唐代，傥骆道曾一度繁荣，成为由长安入川最捷近的道路，沿途馆驿多达11处。建安四年（783年）德宗避乱南郑，广明元年（880年），僖宗去蜀，都取道傥骆。
子午道由长安沿沣河上行，越秦岭经宁陕、石泉达汉中。这条道有新旧两线，古道乃汉魏时期顺池河下行至石泉；六朝后的新线才是经江口、宁陕达石泉，全程520公里。东汉安帝元初二年（115年），先零羌叛，断陇道，寇三辅，入益州，据汉中。由于西夷虐残，桥梁断绝，致使嘉陵、褒斜两道皆受影响，而通子午道。延光四年（125年）安帝刘詁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道。唐代“涪州贡生荔枝，取道西乡驿沿子午河入谷，至长安不过三日”。在秦岭诸道中，子午道最为冷落，天宝年间从四川涪陵运送新鲜荔枝到长安，为使荔枝色香味不变，才取捷近的子午道。
丹霸道，也叫武关道。由丹江河谷西北行越秦岭，转灞河河谷到长安；沿丹江河谷东南行，可到河南南阳和湖北襄樊。唐武德六年（623年），“宁民令颜旭开渠引南山水入京城，至石门谷由温泉涌出”，石门在蓝田东南四十里至石门谷流域附近，由石门通长安的水道就是灞水。唐中叶以后，开凿了由蓝天至内乡（河南内乡县）长约350公里的一条新道，大致与现在由蓝田经商州、丹凤、商南至河南内乡的陆地一致。由于道路的改变，武关也改移到了现在的丹凤县之南了。
秦岭中入川的道路，最有名的是嘉陵道和褒斜道，在唐代以前历代都很繁盛，给陕南地区，特别是汉中盆地、商丹盆地和嘉陵江谷地的土地开拓和经济发展带来便利。傥骆道和子午道虽然都在一定时期有过繁盛的景象，但都不比嘉陵和褒斜道来得繁华。丹霸道南通湘鄂粤桂，与四川关系不大，并有洛宛道取代它通往中原，所以也只盛行了一段时期。宋元以后，秦岭中川陕交通都趋向于嘉陵和褒斜道。
陈仓和武关两道位于跨秦岭五条通道的东西两面，所以它们和邻区的一些道路也有联系。如：陈仓道向西北联系的道路主要有：从凤县附近循红岩河北行至宝鸡凤铃阁再北到陇县西南的关山道，由徽县通往天水的道路，由徽县经成县通西和县的道路，由徽县经成县通武都的道路，由略阳经马关（甘肃康县东）到武都的道路等。和武关道联系的主要道路有：由商县经山阳循金钱河到漫川关（今山阳县东南）的上津道（上津为隋唐时期旧县，今在湖北陨西县西北），由商县东北行，经芦灵关通到弘农河上的古函谷关的道路等。
宋代陕南地区交通示意图——见《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P307
4、秦岭的森林变迁
秦岭巴山山区的森林破坏较晚，但秦岭北坡的森林被破坏的比秦岭以南为早。西周及春秋战国时期，秦岭北坡尚有较丰富的森林。据《山海经》记载：“良余之山，其上多谷柞。升山，其木多谷柞棘。华山之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小华之山，其木多荆杞。石脆之山，其木多梭枬。英山，其上多扭橿。竹山，其上多乔木。浮山多盼木。翔次之山，其上多棫揠。南山上多枬栗。大时之山，上多谷柞”。这良余之山、升山、钱来之山、小华之山都在今华阴县境内，石脆之山和英山在今华县境内，竹山在今渭南市境，浮山在今临潼县境，南山和翔次之山在今西安市南，大时之山即太白山(《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杨守敬《水经注图》)，这些都是秦岭北坡的山峰。此外，还有栲、桑、杞、构等(《诗、小雅》)。秦和西汉相继建都关中，秦岭穹谷中的幽林以及那些名贵的林木，都受到重视，迄至南北朝末叶，盛况依然。重要的树种有檀，柘、砘(即樵或樗；也称臭椿)、栝(即桧)、椅(山桐子)，桐(泡桐)、漆、梓等(《汉书》)，秦岭西端和东端的森林仍相媲美，各地森林都较繁茂，从山巅一直到山下连绵不断(《水经、河水注》)。唐时终南山上的森林仍不时受到称道。当时山上树种繁多(《柳河东集、终南山祠堂记》)，百木争秀(《韩昌黎集·南山祠》)，山路两旁由于森林不断，仿佛成了青嶂(《全唐诗·终南山幽居献苏侍郎三首时拜太祝未上》)，由山下望去“林霭阴闇，朝曦虽升，仍若昏夜” (《全唐诗·望南山》)。到北宋时，终南山上的长林大竹(《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和山下幽谷中的林泉胜景(《宋朝燕翼贻谋录》)，还都不时脍炙人口。东部华山的森林那时也不少，山麓人家散处绿竹之间（《全唐诗·和卢常侍寄华山郑隐者》），山上古祠罗列在松柏之中（《全唐诗·晚到华阴》），山路曲折于林间(《全唐诗·寻华山之台观道士》)，瀑布上悬于林梢(《全唐诗 关门望华山》)，就是山下也是树密鸟冲人(《全唐诗·华下送文浦》)。东部(潼关一带)也是沿途满关树(《全唐诗·潼关道中》)。看了这种胜况，也不应忘记这个时期对山林的破坏，唐宋时期森林继续缩小，主要是由于远程采伐，的范围不断扩大，从而使山地森林受到严重破坏。正是由于近处山林难于满足需要，破坏的范围就扩及到远到的山地。隋唐王朝建都长安，虽系沿袭前代旧名，但实际上是另建新城。隋唐长安的规模更为宏大，所需木材也更多，木材来源可能就在终南山(秦岭中部)中，因为山道初开未久，正宜充分利用运输。公元743年，还曾在长安城南开凿一条漕渠，引氵矞河水入城，以贮木材(《新唐书》)，可见当时继续采伐，迄未终止。就是这样有相当规模的采伐，尚难满足长安城中的需要。唐代在今宝鸡、眉县、周至、户县诸县境内，分别设立四处监司，各就附近山中采伐(《旧唐书》)，采伐的范围远于岐山和陇山(《新唐书》)。就在开凿这条引灞河水的漕渠之前，长安附近诸山已无巨木可供采伐，而要远取之于岚州(今山西省西部，汾河上游的岚县)，胜州(隋开皇二十年分云州置，治所在榆林，辖境相当今内蒙准格尔旗，达拉特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及黄河东岸托克托一带。唐专辖西岸地)。岂特无巨木而已，象岐山这样不太高深的山，已经说不上所谓森林了，后来到北宋时，就成了赭色的土山(《苏东坡集·前集》)。
隋唐两代关中南北诸山的森林已遭受较重破坏，宋代对森林的破坏更为剧烈，所破坏的地区也更为广泛。宋代建都开封，溯黄河而上，伊洛流域和关中的泾渭下游距开封都不很远，伊洛流域洛阳周围群山已无巨大木材，所以当时砍伐的地方主要是秦岭(《苏东坡集·前集》)和陇山(《宋会要辑稿》)。
明代记载秦岭山中多老林(《明经世文编》)，清代周至县南二十余km处的陈家嘴子，就已进入老林的林区(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今长安县东南引镇南的大峪口，为一条入山大路，上距秦岭高峰三十余km，那时路旁到处都是丛林，宝鸡市南清姜河谷在清朝同治年间(1864—1874年)森林还不少(吴焘《游蜀日记》)，可是1949年前后已是涧谷阔89，偶有孤柏弱松。周至黑水河上游的秦岭老林，1822年时已退缩到老君岭，其地南距分水岭仅20余km。辛峪，黑峪、西骆峪等林区都已渐次垦种(《三省边防备览》)。长安县南沣峪口，五十年前由峪口南上，直至秦岭垭口，到处都有森林，但到1949午时，早已没有林子了。根据清代中叶的记载，当时秦岭山中破坏森林非常骇人，仅周至所管的山区，西南至洋县300km，砍伐林木的人经常不下数万(《三省边防备览》)，使许多峰峦都相继成了童山。秦汉以来汉中为农业区，但范围只限于汉中盆地，公元二世纪末，张衡的南都赋中记述本区有拼榈属(棕榈属Trachycar-pus)、漆，黄檀、椴，橿子树(Quereus baronii)，松、柏等树种。宋代仍然是“邑舍稀疏殆若三家市”，人烟稀少，使森林得以保存。南宋吴璘，吴玠在安康、汉中屯田也只限于汉江沿岸盆地。大面积天然植被受到破坏，始于元末明初。明代中叶以后流入郧阳山区的即达200万人以上，刀耕火种，毁林开荒，森林遭到大量破坏。迨至清光，绪年间，秦岭；巴山区淫雨连年，高山冻害严重，庄禾不收，山民下移，森林才有所恢复。但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时期，繁重的苟捐杂税迫使农民向林区迁移，毁林种地，特别是低山的森林破坏极为严重，造成大量的水土流失。
本来秦岭北坡的低山和中山地带，主要是由栓皮栎、槲栎(Quereus aliena)＼锐齿栎及少量的辽东栎等构成的夏绿阔叶栎林，高山地带主要是由铁杉(Tsuga chinensis)，(云杉(Picea asperata P．neoveitchii P．wilsonii)、冷杉(Abies ehensiensis，A．fargesii)及少量的太白红杉(Larix chinensis)等组成的高山针叶林。由于人为活动的结果，目前在低、中山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草甸和灌丛，草甸主要是一些多年生蒿类群落、黄背草(Themeda triandra var．japonica)群落、白羊草群落，大油芒(Spodiopogon sibirieus)群落、霸王菅(芒Miscanthus sinensis)群落、野青茅(Deyeuxia sp.)群落等，灌丛主要有胡枝子(Lespedeza sp．)群落、苀子梢群落、酸枣群落，胡颓子群落、黄栌(Cotinus coggria)群落、榛子(Corylus heterophylla)群落。这些植物群落是在不同时期的弃耕次生裸地上发展起来的。‘由于人为活动的结果，在本区扩大了侧柏林、山杨林，桦木林等的面积。目前侧柏林在l,200m以下的山麓和低山地带分布较广，它是栓皮栎和麻栎林破坏以后形成的。古植物研究资料也证明，过去不但没有以侧柏为优势的森林，甚至侧柏所属科属的其它种类也没有作为地带性森林存在过,现今侧柏林在该地带的广泛分布，是由于人为活动破坏了原有植被，使该地带的气候趋于旱化，特别是反复频繁垦植，水土大量流失，使土壤变得极度贫瘠，甚至形成基岩裸露的石质坡面。这种条件的形成，大大加强了侧柏林对栎林和其它阔叶林的竞争能力。
马尾松在陕南秦岭，巴山区与侧柏林有类似的情况．由于低山地带原始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的破坏，地面失去被覆，不仅使水源的含蓄失去了后盾，汉江及其千万条支流的径流量减少，而且由于植被破坏，降水量减少，气候比原来干旱，水土流失加重，土壤有机质含量降低，使阔叶林恢复困难，接踵而至的是耐旱，耐瘠薄土壤的先锋树种——马尾松侵入，并逐渐发展起来，占据了原有的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分布的空间。这就是现今陕南低山地带，马尾松林形成的过程。当前常绿阔叶与落叶阔叶混交林除局部地段有保存外，基本上已消失。由于人类破坏，加之大气和基质条件的改变，常绿阔叶树数量很少。这些都是人为演替的实例，演替的基本趋势是，这是自然的恢复规律，但是由于人类活动，低山丘陵区大力植树造林，在一些荒山扩大了柑桔林、油桐林，茶园，油茶林、漆树林，杜仲林、数种竹林并引种了水杉(Metaseqttoia
glypto-stroboides)、油橄榄、温州蜜桔等亚热带用材树种和经济植物。
在秦岭和巴山2,000m以上，分布着较大面积的桦木林，它们大多是由铁杉、云杉、冷杉林破坏后形成的。但桦木林在发育过程中，为自己造创了不利的条件，在林下难以天然更新，也难侵入其它林内，而铁杉，云杉、冷杉，则具有较强的耐荫性，它们的幼树和幼苗都可在桦林下正常生长发育，因而桦林是不稳定的，必将为其它针叶林所代替。
秦岭，巴山区的森林，长期受到摧残，1949年以来，党和政府虽三令五申，不准毁林开荒，乱砍滥伐破坏森林，但一直未能制止，据汉中地区有关部门估计，三十多年来毁林开荒面积在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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